防御型精神性官能症关于后天性歇

防御型精神性官能症

——关于后天性歇斯底里、大量恐惧症及强迫症②及某些幻觉型精神病之心理学理论。

西格蒙·弗洛伊德()

对一定数量的恐惧症及强迫症案例所作的深度研究,驱使我尝试去对他们的症状作一解释。这一解释在随后的大量案例中,让我得以成功推测同类疾病中病态性意象的起源。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它值得进一步切磋、研究。与这一“恐惧与强迫的心理学理论”同步,我对患者的观察在歇斯底里理论上也有所进展,或不如说,对目前流行的理论有了一个修订。我认识到,在歇斯底里与我刚才所述的这些官能症之间,有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另外,我有机会渗透到某种无疑是精神病的精神机制中,并觉察到尝试在此应用上述观点,可以在精神病与上述两种官能症之间,建立起足以说明问题的联结。作为本文的总结,我将提出自己用于这三种病例的一个辅助性假设。

我认为,对歇斯底里理论有必要作出一个修正。我将从这一修正开始。自从有了贾内P.Janet、布洛伊尔J.Breuer,及其他一些出色的工作,人们已经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认为歇斯底里的症状情绪,就其到目前为止所能被人理解的,都验证着一种“意识分裂”假设,伴随着精神群分离的形成。至于这种意识分裂的来源,它在歇斯底里官能症整体中所担当的角色,这些意见都不了了之。

根据贾内的理论①,意识分裂是歇斯底里这种疾病的原生特征。它建立在一种精神综合能力的天生缺陷、“意识场”的狭隘之上,是为患有歇斯底里的个体打上了衰退烙印的种种精神痂伤。贾内的这一理念在我看来,激起最为多样化的争议。布洛伊尔与之相反的观点可以在我们的《共同论述》②中找到。布洛伊尔认为以歇斯底里“基础和条件”,是意识的某些特殊状态之突如其来,与梦同类,带有对联想能力的限制。布洛伊尔建议将它们命名为“类催眠状态”。意识分裂,因而是次生的、后天获得的。在类催眠状态中浮出水面的那些意象,被割断了与其余意识内容之间的联想式信息传递,意识分裂是由这一事实造成的。

我现在可以证明另外两种歇斯底里的极端形态存在,意识分裂在这两种形态中,不可能依据贾内的理论取向而被视为先天。两种形态中,第一种我已曾反复指出,意识内容的分裂是患者某种意志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换言之,它是被某种意志的努力强行引入的,我们可以就此指明其动机。自然,我并不认为这里患者有意要引发他自己意识的分裂。患者的意图另有所在,但这意图到达不了它的目标,因而造成意识分裂。

而歇斯底里的第三种形态,通过对某些智力型患者所做的精神层面分析已经展示其存在,意识分裂的影响在此几乎微乎其微,或有可能完全无效。它们恰恰是那些对创伤性兴奋从没发生过反应的案例,患者因此也可以通过“心理宣泄”得以化解并痊愈。这些病例,属于纯滞留型歇斯底里。

涉及到与恐惧及强迫之间的链接,我只有第二种形态需要处理。鉴于我们很快就会了解的原因,我将它定名为防御型歇斯底里,以此区分类催眠型及滞留歇斯底里症。这样我就可以临时地将这些防御型歇斯底里的案例,当做“后天性”歇斯底里症来介绍。因为在这里,既不涉及严重的遗传性缺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身心衰退。

事实上,我所分析的患者在精神上都曾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直到某一刻,在他们表述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不可调和”的情况。也就是说,直到某一时刻,一个事件、一个意象,或一个感觉,出现在他们的自我面前,唤醒了某种情感,如此痛不可堪,以致于当事人自觉无力通过思想工作来解决这“不可调和的意象”与他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决定忘掉这回事。

在女性患者中,这类不可调和的意象,基本上是在性经历与性感受的领地里发展的。患者要怎么精细就能怎么精细地回想起她们为防御而做的种种努力,记得她们曾意图“驱逐”那事情、不要想起它、抵制它。我自己临床得到的这类例子数不胜数,还能轻松加上别人的,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子的病例,是她在照料病重的父亲时,不自觉地要去想到一个曾对她略微表达过好感的年轻男子;一位家庭女教师爱上了她的男主人,决定要从自己的心思中驱逐这爱慕之情,因为这在她看来是与自己的骄傲互不相容的,等等。

诚然,我并不能认为,意图将那种类型的什么东西从自己的思想中驱逐出去,就是一种病态行为。在同类精神状况作用下仍然保持健康的人,是否真的成功了这种有意的忘却?如果是,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这样的一种“忘却”,在我所分析的患者那里,因未能成功而导致种种病态反应,不是强迫,就是一种幻觉型的精神病。经由意志努力而激发起与意识分裂相关的某一种精神状态,应该从这种心理能力中看到某种病理倾向,而这一倾向,未必等同于个体或遗传的某种“身心衰弱”。

至于,一直将患者引到官能症症状突发的这条意志努力之路,我用流行的一些心理学抽象概念,做了下面这个表述:自我防御中的“我”企图将不可调和的意象处理成“从未来过”。但这任务用直接的方式是不可解的;不管是记忆痕迹还是附着于意象之上的情感,一旦在,就永远在,再不能抹去。但如果,我们能做到将这个强意象转化为弱意象,将情感,或者说它所承载的兴奋度,就此摘除,那么,我们就有了一种等效的近似解决。弱意象,可以说是不再具有发散同等强度要去参与联想工作的奢求;但由此而分离出来的兴奋额,就得要引向其他的用途。

一直到这里,在歇斯底里和在恐惧与强迫所发生的精神过程是相同的;从此将分道扬镳。在歇斯底里,“不可调和的意象”不再伤人,是因为事实上它的兴奋额被送回到了躯体。这一过程,我建议叫“兑换”。

兑换可以是完整的或部分的,它沿着运动机能或感觉的神经分布生成,而运动机能或感觉的神经分布或多或少与创伤事件带有内在的或较为松弛的关联。“自我”就这样从矛盾中成功解脱,但作为交换,它负载上了一种记忆性的符号,难以解决的运动机能神经支配或幻觉,会阴魂不散地回来,以寄生方式驻留在意识中,一直持续到一种反向兑换发生。被压抑意象的记忆痕迹,因此并未消失,而是从此形成了一个再生性精神群的内核。

有关歇斯底里的这个心理物理过程的概念,我只有几点补充:一旦这样的一个歇斯底里式分裂的内核在所谓的“创伤时刻”形成,它就会在其他我们可以称作“辅助创伤”的时刻中发展起来。只要有一个同类的新感受不经其意地越过意志筑起的栅栏撬门而入,这个新感受就会带给本来已经弱化的意象一个新的情感,一时间,在新旧两组精神群之间以强力建立起联想式联结,直到新的兑换建立起防御。歇斯底里症试图达到的兴奋再分配,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显得易变不稳定。被推向歧路(通过躯体化兑换)的兴奋时不时会重新回到它曾被摘除的意象上,迫使当事人联想思考或通过歇斯底里爆发得以化解:歇斯底里发作及持久不愈的症状之间众所周知的对立所展示的正是这一点。布洛伊尔“心理发泄”技术的作用,包含着有意诱发这种躯体兴奋向精神的回转,迫使矛盾通过思想工作得以调停,而兴奋,交由话语来卸载。

一旦后天性歇斯底里意识分裂建立在一种意志行为之上的这一假设成立,我们解释催眠令人瞩目的事实就能出人意料地轻松:它能规律性扩大歇斯底里性的意识萎缩,被分裂割断的精神群就此可以被进入。删除兴奋再分配(而有意识的人格意志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是我们已知的所有类睡眠状态所共有的特点。

我们因此看到,歇斯底里的特征性因素不是意识分裂,而是兑换能力。我们将提出,歇斯底里倾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其他病理结构中尚未观察到的)在于,它能将大额量兴奋转运到躯体神经分布上的这种心理物理能力。

这种能力本身并不排斥精神健康,只在出现某种精神上的“不可调和”或兴奋累积的情况下,才导致歇斯底里。这些观点令我们,我和布洛伊尔,更倾向奥本赫姆Oppenheim和斯特姆拜尔Strümpell已为人知的歇斯底里定义,而不敢苟同贾内将意识分裂指定为歇斯底里的特征,这个角色有点过分。这里介绍的理念,有权尝试澄清在歇斯底里中,从兑换到意识分裂的关系。

当易染个体不存在兑换这一能力倾向,而在抵抗不可调和的意象这一防御目标中,意象与其情感之间的分离自此启动,那么,这一情感就必然还留存在精神领域。被弱化的意象在意识中,与所有的联想隔离,但从它那里分离出来的情感就自由了,可以挂钩到其他一些本身“并非不可调和”的意象上,这些意象,因由这一“假性关联”,转化为强迫性意象。以上这几句话概述了我在文章开始所提到的“强迫与恐惧的心理学理论”。

现在我将指明在这一理论所必需的诸多元素中,哪些是能直接论证的、哪些我得经过理论再构。能直接论证的,除强迫过程的形成之外,首先就是情感来源的问题:在一种假性关联中所发现的情感来自何处?在我分析过的所有病例中,都是性生活造成了痛苦情感,与附着在强迫意象上的,性质完全相同。理论上不排斥这情感可能由其他领域因某种机缘而突发;我只能宣称,我至今尚未观察到另一起源。再说,也很容易理解,正是性生活涵盖着最为丰富的机缘,令不可调和的意象得以浮现。

能直接论证的,从最不含糊的申述来看,还有患者意志的努力,我们在理论中所强调的“防御企图”。至少在一定数量的病例中,患者甚至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恐惧与强迫,只有在这种意志努力一旦显然达到了目标,才突如其来。“有一天,有了这个很不愉快的什么。我竭尽全力想要赶走它、不去想它。最终是做到了,但从此却有了这么个另外的东西,再也摆脱不掉。”这是我的一位女患者用她的几句话,向我证明了我正此陈述的理论要点。

不是所有受强迫症煎熬的人,都能对它的起源有如此清晰的看法。通常,当我们将患者的注意力引向具有性特征的源意象时,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它不可能是从那里来的。真的,我从没想到那里去。有过一个时候我被吓到过,就躲过去了,从此它就没再惹我。”这类反驳如此常见,证明“强迫”是“不可调和之性意象”的一种替代或代用,它在意识层面顶替了性意象。

在患者的意志努力(一直到它将无法接受的性意象压抑下去)与强迫意象的浮出水面(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强度或张力)之间,是一种情感被配备在这里,它的力量令我们无法理解,它所打开的断层,正是我们想用理论去填补的。性意象与它情感的分离,及后者与另一意象的联结(这另一意象适合它但本身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是在这个位置上不经过意识而完成的两个过程。我们只能假设这些过程的存在,但这存在,任何心理与临床的分析都无法论证。也许,换个说法会更精确一点:它们根本就不属于精神性质的过程,而是躯体过程,为了汇报已经发生了什么,它们在精神上的后果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着,就像是在验证这类表达:“意象与其情感的分离,及后者的假性关联”。

与那些在不可调和的性意象与强迫意象之间显示出连续交替的病例并列,我们会发现在一连串其他的病例,强迫意象及令人痛苦不堪的性意象是同步呈现的。将后者指定为“性强迫”很难让人满足;它们缺乏强迫的关键特征。它们显示出完全有根有据,而强迫共通的特征,是它们对医生如同对患者,始终是个难以对付的问题。到我对这类病例所能渗透到的理解为止,这一现象涉及到抗拒不断新生的性意象这一永恒防御,所以,这是一项未有结论的工作。

患者常常对他们的强迫,如同对这些强迫的性起源,保守着能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的秘密。当他们开始抱怨,大多表达的是惊愕于自己屈服于某一相关情感、体验到焦虑、出现某些冲动,等等。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正好相反,这情感来得有凭有据,完全可以理解。在他看来让人惊愕的,只是这样一个情感居然可以与一个无法证实它的意象发生关联。强迫意象的情感,在他看来,如果用其他术语,是经过位移与换置的。而如果他将能这里所述的理念为己所用,他就能将整个一系列的强迫症,尝试以性作译。

就成为自由之情感的二级关联而言,所有的意向都可以在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被满足时,为其所用;或者,该意象就其自然属性而言与该性质的情感已有易于融合的倾向;或者,它与不可调和的意象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因此可以代用后者。因此,比方,当性起源不应该再被共忆,焦虑就变成自由的,可以被投向人类共通的初始恐惧:动物、雷雨、黑暗,等等,或投向我们不可能误认是以某种方式被联想为性的一些事情:排尿、排便,或通常意义的污迹和感染。

为防御而投身于情感移动之路,自我能得以谋得的便利,与歇斯底里将精神兴奋直接倾泻给躯体神经分布的兑换相比,就微薄得多。让自我受罪的情感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大同小异,既没改变也没减轻,唯一的区别只是:不可调和的意象被维持在记忆之下或之外。这里,一样地,被压抑的意象形成了一个再生性精神群的内核,但这内核在我看来,即使不用催眠也是可进入的。如果在恐惧与强迫,我们看不到歇斯底里那种伴随独立精神群形成而发生惊人症状,其缘由也许在于它们所能调动的,都整体保留在精神领域,精神兴奋与躯体神经分布之间的关系因此安然无恙。

我现在将用几个例子来演示我所说的强迫症,很可能具有典型的性质:

1)一位年轻女子受到强迫性指责的煎熬。当她在报上看到造假钞者的消息,就来了一个念头,觉得她自己也曾制造过假币;无名者肇事谋杀,她就很焦虑地自问,会不会是她干的。在其他时间,她完全能意识到这些强迫性指责的荒谬。经过一段阶段以后,负疚感在她那里赢得了如此大的控制力,以致于她的评判能力最终可以说是被完全窒息。她开始对家人和医生抱怨自己真的做下了这些罪行(属简单由量的积累而导致的精神病,所谓漫溢型精神病)。具体询问发现了她负疚感的来源:受到偶发的一种淫逸快感的煽动,她曾让自己由着一位女友的带领而手淫;几年来,她继续实践着这一活动,始终对自己过错的充分意识,并以最为暴力的方式自责,但,就像通常所发生的,最暴力的也是最没用的。兴奋过激发生在一次舞会之后,触发了导致精神病的量增。经过几个月治疗,该女子已痊愈,受到最严格的监视。

2)另一年轻女子则受尽担心自己支持不住要小便的折磨,自从某一天这样的一种需要迫使她真的中途离开了音乐厅。这恐惧逐渐导致她对一切快感与社交关系的完全不能。她无法感觉舒适,除非知道洗手间很近,可以悄悄去解决。没有任何器质性损伤可以证实她对膀胱控制的怀疑。当她在家,一切平静,或在夜里,这种要小便的迫切要求也不存在。仔细检查发现,小便欲望的第一次出现有以下这些背景:在音乐厅离她不远的位子,坐着一位她并非无动于衷的先生。她就开始想他,想象自己是他女人,坐在他身边。是在这个带有情欲的白日梦里,她体会到了这种我们可以用男人的勃起来比较的躯体感受,这感受在她那里(我不知道是否属于常情)落在一种轻微的想要小便的欲望上。她当时被这感受之强烈给惊吓住了(这感受却是她所熟悉的),因为她内心里下定决心要与这爱慕之情抗争,而且是就像她想抗争所有的爱慕之情一样。很快,这情感就转移到当时同时发生的这种小便欲望上,经过一阵难以忍受的内心挣扎,她不得不撤出音乐厅。生活里,她是那么假正经的一个女人,以致所有与性相关的都让她强烈恐怖,不能接受有一天出嫁的念头。另一方面,她又在情欲上如此超敏感,以致于带有情欲的白日梦(是她很乐于允许自己的)每一次都激发起这种淫逸的快感。想要小便的欲望早已每次伴随着勃起,却从未给她任何印象,直到音乐厅的那一幕。对这一恐惧的治疗令[小便]控制几乎达到完美。

3)年轻女子结婚五年,只有一个孩子,向我抱怨她的强迫冲动,想从窗口或阳台跳出去,或一看到锋利的刀子,就担心自己会操起它来劈向她的孩子。夫妻关系,她承认,已经很少,而且只在做好避孕准备的情况下才操作。余下的,她什么都不缺,因为她不是耽于声色的人。我担着风险跟她说,她曾在看见某一男子的时候,有过一些带有情欲的意象,因此而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把自己看作是为社会所弃、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人。我因此而成功地将强迫转译回性,而她很快就哭着坦白,她隐瞒了自己对夫妻生活的长久绝望,之后,毫不隐瞒地讲出一些带有性特征的痛苦意象,比如经常感觉被什么东西从裙子底下插入。

在对恐惧与强迫的治疗中我用这些观察将注意力(尽管患者总会反驳)引向在可能时,为阻塞其来源而被压抑的性意象。我当然不能确认所存的恐惧与强迫都是以刚才所揭示的方式突发的;首先相比大量的这些官能症,我的经验只涵盖极为有限的数量,再者,我自己知道这些“神经衰弱”(根据贾内的命名)的症状并非全部等同①。比方说,有纯粹歇斯底里的恐惧。但我认为,绝大部分的恐惧与强迫,我们都可以从中揭示出情感换置的机制存在。我所要坚持的是,这些官能症,我们能在歇斯底里或神经衰弱中观察到其孤立或混合状态,不应该杂乱地与普通神经衰弱混为一谈。后者的基本症状恰恰是绝对不接纳精神机制。

到现在为止所检查的两种情况,抵抗不可调和意象的防御是通过将它与其情感分离来实现的。被摘除情感的意象,即使被弱化、被隔离,还存留在意识。但还有一种更坚强、更有效的防御存在。它的构成是自我将不能忍受②的意象连同它的情感一并抛出?“自我”运作与表现得就好像这意象从未一直到达过它那里。但,这一抛出完成的时刻,当事人就陷入了我们只能以“幻觉型错乱”归类的精神病。唯一的例子可以演示这种确认:

一位年轻女子很冲动地将她的第一次爱恋许给了一位男子,并坚信作为回报,她也被爱着。实际上她错了;年轻人来她家里是为了其他动机。幻灭很快就来;她的自我防御一开始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兑换着自己的经历,来维持他终有一天会来娶她的信念。但接下来,由于兑换的不彻底,而新的痛苦感受继续潮涌而来,她感觉自己很不幸病了。最终,当张力到达最高强度,她在某个决定的日子等着他来,这是家里的一个节日。整个一天过去,他没有来。一旦他可以搭乘的所有火车都开走,她彻底泻入幻觉型错乱。他来了,她听到他在院子里的声音,她穿着睡袍冲去迎接他。从这一天开始,整整两个月她都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梦里,这梦的内容是这样的:他在这里,他一直在她身旁,一切都像从前一样(她使出全身解数去抵御的失望期到来之前)。歇斯底里和绝望被攻克了;在病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所有怀疑和痛苦都不再是问题;她幸福着,只要人们不去惹她。只有当身边的人开始采取措施,阻止她因这美梦的逻辑后果而做出什么事来的时候,才最终爆发。这精神病,当年始终无法让人理解,十年后经由催眠分析,才真相大白。

我强调这类幻觉型精神病的内容恰恰在于,在病发时受到威胁的意象被搬上了最前面的舞台。我们因此有权认为自我通过逃入精神病来防御,抵抗不能忍受的意象。达到这一效果的过程,一样地,既不能被病者自我察觉,也不能在心理临床得到观察。应该将它看作是一种病态能力倾向加重语调的表达。我们也许可以做出如下描述:“自我”从不可调和的意象中抽腿而出,但这意象不可分割地附着在现实的某一片断上,以致于在“自我”完成这一行动的同时,它也部分或完全地抽离了现实。在我看来,要有这个条件,相关主题的意象才得以在幻觉中栩栩如生;而成功实现这一防御之后,当事人会处于幻觉型的错乱状态。

这类精神病,我只有很少数量的分析;但我认为它涉及到可以频繁使用于精神疾病的一种典型:任何一个精神疗养院都不缺这类病例(我们可以认为是类似的),母亲因痛失亲子而病倒,从此不懈地将一块木头抱在怀里摇晃着它,或是被遗弃的未婚妻穿着她最美丽的衣装年复一年地等待她的未婚夫。

强调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三种形态的防御,因防御后果所驱的三种形态疾病,有可能汇聚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很频繁地会遇到恐俱伴随歇斯底里症状的同时突发,构成难以明确区分歇斯底里与其他官能症的因素之一,迫使我们设置一个“混合型官能症”的分类。的确,幻觉型错乱不太经常能与歇斯底里的持续,按惯例,也不能与强迫兼容。但相对而言,防御型精神病阶段性地切断歇斯底里或混合性官能症的过程,并不少见。

我想就辅助性意象再讲几句,来结束这篇我用来介绍有关防御型官能症的文章。是意象,要在精神功能中辨别,某些(情感的量、兴奋额)都具有数量特性(尽管我们还没有任何衡量它们的方式),某些则由能力增加、减少、移位或卸载,扩展到意象在记忆中的痕迹上,有点像一股电流通过物体表面。

我们可以把这一早在我们“心理发泄”理论的基础就已有所表述的假设(前言,),用在持电流存在意见之物理学家的同一个方向上。该假设暂时由它已经用来接纳和解释精神状态的一个巨大真相而证实。

维也纳,年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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