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和父亲，K先生和K夫人弗洛伊德在女

杜拉和父亲，K先生和K夫人

弗洛伊德在女人方面的困扰

帕梅拉·瑟齐韦尔/文

李新雨/译

杜拉的原名叫作艾达·鲍尔，在现实中是一位十八岁的女孩，她的父亲在违背她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把她拖来见弗洛伊德。她患有反复性的抑郁、阵发性的咳嗽、昏厥以及周期性的失声等，此外还有很多癔症性的症状。她变得回避过去曾与她关系非常亲密的父亲，而她跟自己母亲的关系也非常糟糕。父母在她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封表明她有自杀企图的信，接着她的父亲便把她拖来见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很快便发现，这个女孩是卷入了某种在性方面和情感上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亦或四角关系）——尽管不是她自己造成的——这样的关系显然对她造成了深深的影响。

杜拉个案的大致情况如下：杜拉一家（尤其是她父亲和她自己）同一对夫妇（K先生与K夫人）交往甚密，他们结识于杜拉的父亲曾尝试治疗其肺结核的一处疗养胜地。杜拉清楚K夫人与自己的父亲有染，这一点很早便在分析当中呈现了出来。不过，K夫人也是杜拉的亲密朋友，杜拉会帮忙照顾K家的孩子们，变成了“几乎是他们的母亲”。杜拉跟K先生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在她十四岁的时候，K先生曾向杜拉大献殷勤，提出性的要求，被她轻蔑地拒绝了。然而，这件事情似乎并未在两家人之间的总体交往上产生多大的影响。两年后，K先生再度向杜拉求爱，她也是再度作出负面的反应，再一次的癔症症状发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带她来见弗洛伊德。

杜拉疾病的背景——她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读起来就像一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情节剧，充满了性的私通和不可言喻的猜忌。杜拉把自己的家庭故事讲述给弗洛伊德，从而揭露出围绕在她周围并迫使她不情愿地待在此种关系事件模式下的那些成年人之间的性勾当。杜拉告诉弗洛伊德，她觉得她的父亲与K夫人把她献给了K先生来让他得到慰藉；如果K先生同意忽视K夫人与杜拉父亲的奸情，那么杜拉的父亲就得交出杜拉以供K先生取乐。至此，这个故事读起来就有些龌龊下流并令人不安了，毕竟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都发生在一个年仅14岁到16岁的女孩身上。弗洛伊德采信了杜拉关于这些事件的说法——他显然是不相信杜拉的父亲所提供的版本，亦即：杜拉只是幻想着K先生的求爱。然而，弗洛伊德自己也是把杜拉当作交换对象的这些有权有势的成人链条上的一环。弗洛伊德描述了杜拉的父亲怎样“把她移交给我做精神分析治疗”（Freuda：49）。通过这样的“移交”，弗洛伊德也同样变成了杜拉戏剧中的一位演员，改编了她的故事以符合自己精神分析理论的需要。

不像弗洛伊德同鼠人或狼人的医患关系，打从一开始，在杜拉跟弗洛伊德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剑拔弩张的关系。杜拉的个案研究向来都被看作是杜拉与弗洛伊德两人之间争相讲述杜拉癔症故事的一场博弈。弗洛伊德对于杜拉的治疗，尽管读起来引人入胜，但也常常令人感到相当的心烦意乱。在我早前有关《癔症研究》的讨论中，我谈到过癔症患者是如何因其记忆上的裂隙而痛苦的。她们遗失或是丢失了自己受到压抑的欲望的那些创伤性的起源。她们自己往往也看起来像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人，无法运用她们本国的语言，有时甚至无法运用她们自己的四肢。精神分析疗法的一项目标，便是旨在帮助填补存在于女性癔症患者的故事里的这些缺口或裂隙——让她们的故事变成是她们自己可以解读的。通过倾听病人就她的梦境和自由联想所说的东西，使弗洛伊德得以就病人的心理内容和病人的躯体反应提出一些新的说法。然而，正如我们在狼人那里看到的那样，在这种活动当中也同样存在着某种危险；分析家想要讲述的有关病人的故事，可能并不总是一致于病人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因为分析家声称自己能够解开那些无意识的秘密，以致他可能看起来在与病人的关系上是相当具有权威的；他的故事可能会显得是更令人信服的版本，特别是当他的故事有给人印象深刻的医学诊断和正式的病例报告的时候，则更是如此。

弗洛伊德写作的杜拉个案，就包含有杜拉不同意他的解释的很多时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例子，便是弗洛伊德向杜拉坚持声称她其实是爱上了K先生，而她的癔症便部分地源自于她压抑了自己对他的情感。尽管在治疗的大部分时间里，杜拉都否认弗洛伊德的此种解释，然而她最终还是向他的解释屈服了，因此治疗的大部分读起来都像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例如，他发觉杜拉在14岁时对K先生向她求爱的厌恶反应“已然完完全全是癔症性的”（Freuda：59）。杜拉必定是受到了K先生的吸引，弗洛伊德作出了如此的推断（甚至不无钦佩地声言K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可是她又为何会对他的求爱嗤之以鼻呢？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是因为她对他的反应经过了一种癔症式的情感反转，她压抑了自己对于K先生的欲望，并且作出了与其无意识的欲望相反的反应。

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弗洛伊德有关杜拉梦境的解释，因为它们皆展现出了弗洛伊德高超的侦探技艺。不过，弗洛伊德的这些解释看起来却也有些残忍、逼迫和冷漠无情。尽管杜拉一再抱怨说她回想不起来自己对K先生怀有像弗洛伊德坚持声称她肯定是感觉到了的那些情感，可是，她的这些抱怨却反而导致了弗洛伊德更加变本加厉地去强调分析家因为能够深入无意识的底层而在解释性的力量上更胜一筹。如果杜拉说“不”，她其实是想说“是”，因为“根本不存在无意识的‘不’这样的事情”（Freuda：92）。弗洛伊德指出，杜拉对于任何事情所产生的任何联想，都可以转而证明他的这一观点。任何的抗议，至少是在杜拉的个案中，都会被弗洛伊德归档在阻抗或者压抑——某种无意识的观念尚未化作意识——的名目之下。似乎，阻抗在精神分析中确实是白费力气，至少如果你们是杜拉的话。

法国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西克苏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Cixous，年生），当代法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身兼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与哲学家等多重身份，其思想主要受到弗洛伊德至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影响，宣扬反阳具逻辑中心主义的“女性书写”，其主要代表作《美杜莎的笑声》（）堪称“身体写作”的经典。——译者注把杜拉描述为“女性抵抗力量的核心典范”（BernheimerandKahane：1）。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通过抛弃了弗洛伊德而变成了一位女性主义的英雄典范。她的个案之所以残缺不全，恰恰是因为她拒绝完成自己的分析。如此一来，她就拒绝了给弗洛伊德以讲述完整故事的可能性。在弗洛伊德出自《癔症研究》的一例较早的个案中，亦即“伊丽莎白·冯·R”的案例，他宣称“整个工作当然都是基于某种期待，亦即期待有可能给所构想的那些事件建立一套完全充分的决定因素”（FreudandBreuer：）。此种假设即意味着，一系列的事实——倘若分析家能够获得有关这些事实的了解的话——将会对一例癔症个案的诸多决定性因素产生一种完整的理解。然而，正如我们在弗洛伊德有时针对释梦的矛盾态度中所看到的那样，精神分析的理论化也可能会质疑我们能够获得“一系列的事实”的可能性。

显然，在由弗洛伊德所写就的此例个案研究的范围里，杜拉似乎是对弗洛伊德的掌控感，以及他宣称自己完全了解杜拉的说法提出了抗议。最终，杜拉告诉弗洛伊德说她要离开了，并且以下面的话来作为她一次分析的开场白：

“你可知道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吗？”——“对此你什么也没跟我说过，我又怎么会知道呢？”——“是啊，我本来是决定坚持到新年的时候再说。可我不想再等那么久来接受治疗了。”——“你知道，你有自由在任何时间停止治疗。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工作。你是什么时候作出这个决定的？”——“我想，是两个星期以前。”——“听起来就像是一位女佣或者家庭女教师——两个星期的警告。”

（Freuda：）

因为杜拉拒绝再继续参与分析的场景，弗洛伊德便发觉他自己处在了一位被解雇的女佣或者家庭女教师的位置上，变得女性化而且像佣人一般的无力。杜拉的个案可以被看作是在极富吸引力的演员阵容（弗洛伊德、杜拉、杜拉的父亲、K先生与K夫人）之间展开的一场权力斗争——争夺由谁来控制叙事并规定发生事情的真相以及杜拉癔症的真正原因。

杜拉最深层的愤怒在于，当她跟父亲讲述K先生的求爱时，她的父亲并未相信她的话：

在她父亲的种种行径中最让她怨愤的，似乎就是他准备把湖边的那一幕场景看作她想象的产物。她父亲认为她只不过是在幻想那个场合下的事情，这种想法几乎令她崩溃。

（Freuda：79）

弗洛伊德在“杜拉”身上运用精神分析的困难，即在于他先是承诺了治疗师会倾听癔症患者的故事并对其进行工作，接着又打破了这样的承诺。一方面，弗洛伊德认识到，确实会发生一些性方面的奸情，有的时候会牵涉到年轻的女孩跟年长的男人，而且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社会中，除了坦率到厚颜无耻的分析家们之外，似乎人人都在掩盖这些性丑闻的方面有着某种既得利益。弗洛伊德是带着一定的尊重来对待杜拉的故事的；他相信杜拉在她父亲的奸情中被用作了某种交易的筹码，并且他还相信，理解杜拉、K家与杜拉父亲之间的事件，将是理解杜拉的疾病并对其进行治疗的关键。另一方面，由于弗洛伊德宣称自己拥有关于无意识的专业知识，导致他也声称自己要比杜拉本人更了解她的欲望所在，从而也就断言说她的欲望在K先生身上——一位年长的男人，作为她自己父亲的替代者。当杜拉离开治疗并拒绝再听弗洛伊德版本的故事时，她便是在促使弗洛伊德试图去理解他搞错了的事情，也就是他在杜拉的欲望上并不理解的事情。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从治疗杜拉的失败中产生的积极的发现，便是他对转移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如果你们回想一下，便会想起转移是在分析期间被唤起并导向分析家的那些冲动和幻想。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这些冲动和幻想总是会“以医生这个人物来取代某个先前的人物”（Freuda：）。弗洛伊德意识到了他疏于考虑杜拉在他身上产生的是怎样的转移——通过放弃自己的治疗，杜拉实际上是将她对K先生的敌意付诸了行动——只是这样的认识来得太晚了些。相较而言，弗洛伊德未能认清的其实是他对杜拉产生的转移（亦或反转移）。通过把弗洛伊德对杜拉的攻击性反应比较于他对鼠人的支持性讨论，我们便可以看到，在弗洛伊德的每一例个案中都运作有非常不同的情绪。

在有关此例个案的一处脚注中，弗洛伊德也同样认识到了他所认为的促使他在杜拉个案上失败的另一个因素。他意识到自己高估了杜拉对于男人（亦即：她父亲与K先生）的情欲性和情感性依附，而低估了她对一个特殊女人（亦即：K夫人）的情欲性依附。显而易见的是，杜拉对于性方面的事情的了解都是透过K夫人而获得的，她们的关系亲密，杜拉可能是觉得遭到了她的背叛，就好像是遭到了自己的父亲和K先生的背叛那样。在个案报告的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承认了他自己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我未能及时发现并告诉病人她对K夫人的同性恋（亲女性）之爱，是她心理生活中最强烈的无意识趋向”（Freuda：）。同性恋是对于弗洛伊德而言的一大难题，但既不是因为他拒绝承认同性恋的存在，甚至也不是因为他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理性的疾病。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就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所看到的那样，他认识到了朝向异性恋的发展并不比朝向同性恋的发展更加“自然”或是必然。但是，他有关性欲发展的叙述——俄狄浦斯情结——却仍旧导致他支持异性恋的依恋的优先性，而轻视了同性恋的依恋。接下来的一例个案研究，便突显了同性恋乃至精神分析如何着手对其进行处理的问题。

文章选自《导读弗洛伊德》作者：帕梅拉·瑟齐韦尔

译者：李新雨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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