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带孩子

垃圾箱都开始发臭了。每次他走进厨房再给自己泡杯茶,都会感到恶心。他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倒空。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在一个孩子的卧室里小心翼翼地往外看。

这条街空无一人。他扫视着停在路边的汽车,寻找那些垂头丧气地坐在前排座位上、喝着咖啡或看手机的人,等待他们的出现。但他看不见任何人。

回到厨房,他把黑色塑料袋从垃圾桶里拿了出来,小心翼翼地不把两边扯破。他把它从不锈钢容器中拿出来,轻轻放到厨房地板上,把袋口绑在一起。当他走到前门时,他注意到一种浓浓的棕色液体正从麻袋的底部渗出——不过这种液体很黏稠,不会马上滴到地毯上。他想回到厨房,在它外面再套一个袋子,但还是决定不麻烦了。只要他够快就行——他完全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他打开前门,下了电梯,在房子的一侧快速移动,掀开有轮子的垃圾箱的盖子,用优美流畅的动作把袋子上下摆动,然后准备用空着的那只手又把盖子关上。或者至少,这是他打算做的。

但是在摇摆中,一声“刘先生!”他突然从前门的方向转过身来。袋子撞到了垃圾箱的顶部,然后爆开了,四天来留下的黏糊糊的食物垃圾撒满了他的牛仔裤。

“刘禹先生!“门口的人又说。“你会向陈诚霞道歉吗?”

“去死,”他想。媒体又要对他大发雷霆了。“先躲起来,等一切都过去,”他的老板对他说,透过他标志性的棱角眼镜怒视着他。“别跟他们说话。千万别靠近他们。明白了吗?你造成的伤害已经够多了。所以闭上你的臭嘴,低着头。更好的是,发誓保持沉默,成为一个他妈的哑巴。那样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滚出我的办公室,别回来,直到我让你回来“。

不过,他想,至少现在这里没有摄影师。

然而却不是他想的那样。站在门口的男子和另一个挥舞着带有巨大长焦镜头的相机的男子站在了一起(从这个距离来看,长焦镜头并不显得那么必要)。

刘禹低头看着自己裤子上的脏乱。他能听到快门的卡卡声。他已经可以想象明天报纸和手机新闻上的照片了。正当他们应该对自己失去兴趣的时候,他却设法给这个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

“算你倒霉,哥们。”第一个人说,好像他看穿了刘禹的心思。

“恐怕我的编辑老板真的对你有意见。他给我额外的钱让我留下来,尽管其他记者都回家了。我想你对我们拍一张照片没有什么意见的,对吧?“

刘禹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把他将近一周前发表的措辞谨慎的声明再详细解释一下是否有什么好处,他希望自己能跟整个事件划清界限。但他能猜出这个人为哪家媒体工作,以及他们将如何报道这篇报道。于是他摇了摇头,快步朝前门走去。

“我总觉得套两个垃圾袋要比一个好,”摄影师不必要地补充道。

刘禹咧了一下嘴角,关上了门。

进屋后,他回到厨房,脱下牛仔裤,把它们塞进洗衣机。他考虑是否打电话给哪家媒体警告他们。但有什么意义呢?

他穿着内裤坐在餐桌旁。自从杨莉带着孩子们离开家去她妈妈家后,家里就一直安静得令人沮丧。

“把孩子们留在这里,跟着你承受这些,这对他们不公平,”她说道。但他们都知道事情远不止这些。把孩子们带进她的说辞只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成为他们争吵的开始。

陈诚霞意识到她做了什么吗?那个头发油腻的胖婊子。他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她事先计划好的,但马上又认为这是荒谬的想法。首先,她不够聪明。而且,她不可能知道他是谁。她可能从没读过他写的报纸以及评论。然而感觉就像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因为她不知怎么地忽然就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亮了,不留一处黑暗的角落。

他很确定他供职的媒体公司不会留下他。他们之所以迟迟没有解雇他,只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看到他们没有支持自己的专栏作家。四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妻子杨莉的消息。

事发那天早上,他们吵了一架。儿子小禾和女儿小麦吃早餐时在厨房餐桌上开始争吵。儿子把巧克力糖弄得他的校服到处都是,。

妻子杨莉让他换衣服,但是没有干净的衬衫了。她责备地看着刘禹。

“你昨天就该洗干净,晾起来的。我告诉过你衣服已经堆在哪里了,而且孩子们已经不够换的。你偶尔检查一下洗衣架会死吗?我一周工作五天。你一直都待在家里。别跟我说你有多忙,为你的书做宣传或者写你该死的报纸专栏。把衣服装进洗衣机只需要两分钟。但你连这个都做不到,对吧?“

刘禹知道不应该争辩,但是却没有做到。争吵迅速升级为一场全面的大吵大嚷,直到女儿小麦哭了起来才有所缓和。在一段不稳定的休战之后,妻子杨莉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庄严而有约束的承诺:不要忘记在白天的某个时间去拿她的干洗衣服。然后她就去上班了。

但是他们就这样的事情争吵得越来越多——在妻子杨莉看来,他的工作似乎一直是问题所在。

儿子小禾出生后,妻子杨莉就再也不想回去工作了。但是六个月后他失业了,他们同意她回去全职工作,而他负责照看孩子。起初还好;儿子小禾是个很随和的婴儿,他很惊讶自己是多么喜欢照顾他。他告诉自己,等儿子小禾再大一点,在照顾孩子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他就可以重新开始找工作了。但女儿小麦的到来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知道妻子杨莉更愿意花时间在家陪孩子们——但他最终还是扮演了那个角色。她为自己不能一直享受这份工作而感到内疚——毕竟,有什么能比照顾自己的孩子、看着他们长大更有成就感呢?妻子杨莉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周末时显得那么暴躁,而她显然很高兴能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并不是他不爱他们。但他一周七天都和他们在一起,而这项工作的无情性质让他很难真正享受他们的陪伴。

他渴望能够摆脱照顾孩子们对他产生的影响,就像他在一天结束离开办公室时摆脱工作一样。

不管他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抚养自己的孩子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让他对自己感觉良好。他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他有一份工作时候,他真正想念的是能知道到月底工资就会进入他的银行账户。

不是钱的问题。妻子杨莉的工作报酬很高,他们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所以能够看到月底工资的账单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事实上,有人付钱给你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为他们做的事情有一定的金钱价值。

他试图通过假装照顾儿子小禾和女儿小麦是他被特别委托做的工作来处理这件事(妻子杨莉实际上是付钱给他的)。问题是,他知道在这个特殊的工作上,她会比他做得更好——而且,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她会把这个工作交给自己。

由于无法和妻子杨莉谈论这个问题,他开了一个相当轻松的博客,讲述了做一个家庭主夫的考验和磨难,名为“我不知道他整天都在做什么”。他本以为这篇文章会吸引其他和他处境相似的男性,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大多数评论来自全职妈妈。她们似乎更喜欢阅读关于他最新育儿中的艰难经历或他完全不在行的能力将最简单的家务变成一个挑战,或者是他抱着两个孩子请路人拍出来的穿着短裤和汗衫邋里邋遢的自拍照。

博客的成功带来了其他机会。最终,这个博客变成了一本相当成功的书,而且不知怎么的,他还设法在报纸上固定了一个专栏。正如他的一个朋友颇为讽刺地描述的那样,它本质上是周末版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上的“填充空间”栏目。但他并不在乎——这让他的银行账户里有了一笔非常重要的定期存款,几年来第一次让他感觉良好。

妻子杨莉的反应褒贬不一。她似乎很高兴,因为他看上去比较高兴了,而且还设法恢复了一些自尊心。但她对自己在他博客上的一些描写以及他为这一切投入的时间就没那么高兴了。所以,是的,夫妻之间关系再一次紧张了起来,但是哪对已婚夫妇不是这种关系呢?

那天早上,送儿子小禾到学校后,他开车带着女儿小麦去接小麦的朋友小洁,准备带她们一起出去玩。

当他们在车里时,女儿小麦问,“爸爸,你生妈妈的气了吗?”

“不完全是,”他说,但不完全是实话。

“我们只是,嗯,在辩论。“

“什么是辩论?”

“它是两个人试图弄清楚他们对某件事的看法。比如,嗯,我可能会对妈妈说:‘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去公园。’然后妈妈可能会说:‘我想我们应该去游泳。’接下来,我们讨论哪一种做法是最好的,并最终达成协议。“

“人们辩论的时候总是大喊大叫吗?”

“不,不总是这样。但有时当人们对某件事感觉强烈时,他们会提高嗓门。这取决于你们辩论的是什么。“

“我们和小洁去哪个公园?”

他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回答不够有趣,不足以引发对同一话题的进一步提问。他停下来接上小洁,开车去了一个他们以前只去过一两次的公园。操场最近装备了新设备,中心是一个大沙坑。他记得带了塑料铁锹和塑料桶给女孩们玩,并帮她们搭了几个沙堡(她们把桶装满,而他则把装满沙子的桶翻过来)。他正准备让他们自己去玩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一个卷头发的小男孩——不到两岁——把沙堡中的一个踢倒了。

“爸爸!“女儿小麦大声喊着,这时男孩略显不稳地朝其他城堡走去,显然他也想把它们夷为平地。

刘禹站在男孩和他的目标之间。男孩犹豫了一下,看着刘禹建了一个新的沙堡来取代那个被摧毁的沙堡。然后他开始侧身奔跑起来,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向剩下的沙堡跑去。

“爸爸!”女儿小麦大声地说,“他要把其沙堡都踢倒了!”

刘禹环顾四周。他看不到一个成年人似乎在监督这个小男孩。

于是他轻轻地把他抱起来,放在右边半米远的地方,小心地让他离开姑娘们玩耍的地方。小男孩转移了注意力,蹒跚地走开去捡别人的塑料铲子。

刘禹坐在一条长凳上,这样他就可以在看手机的间隙照看孩子了。有一次,当他意识到女儿小麦对着开始哭泣的小洁大喊大叫时,他不得不出手干预。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问道。“为什么小洁哭呢?”

“我想用小木棍装饰这座城堡,但她不让。她说这是她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一起装饰呢?要不我再给你做一个城堡你可以装饰一下。没必要为此大吵一架吧?”

“我们没有吵架,爸爸。我们正在进行辩论。“

他决定不理会这些,转而为女儿小麦建造了另一座沙堡,并让她答应把那一座留给小洁。在那之后,他继续看手机,直到他注意到女儿小麦开始爬上一件器械,他觉得这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姑娘来说有点野心勃勃。他走过去确保如果她摔倒了,他能抓住她。

小洁还在装饰她的沙堡。当他站在攀爬架下,看着女儿小麦一寸一寸地慢慢爬上攀爬架时,一个瘦削的脸和齐肩深色头发的女人向他走来,愤怒地用一根手指戳向他:“嘿!我有账跟你算!”

“什么?”他回答说。他环顾四周,想看看她是真的在和他说话,还是在和一个站在他身后的顽童说话。

“我看见你去抱我姐姐的孩子了。你把他抱走了。我看到你。“她继续用手指指着他。

他突然明白了她在说什么。

“你所说的那个男孩把我女儿的沙堡踢倒了。所以我把他挪到一边。”

“别来这一套,没有别人的允许,你不能碰他们的孩子。你就是不应该去做。“

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想自己是否应该让步,道歉,就此了结。但他又想,不,这太荒谬了!他所做的只是把孩子向右移了半米。

但这个激动的女人,似乎是在暗示他对那个小男孩做了什么。

“你看,在那个时候,我看不见有谁在照顾他。他把我女儿的沙堡踢倒了。所以我把他移走了。“

“是吗?——但你就是不能那样做。“

刘禹叹了口气,“你看,那个小男孩对我做的事不高兴吗?反而我觉得他很快乐。如果有人好好看护他,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是吗?我是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他妈妈呢?“

瘦脸女人指了指公园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个长着油腻头发的大块头女人坐在婴儿推车旁边的长椅上。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朝他们的方向看——她只是凝视着远方。

“你想让我指责你是一个变态吗?”瘦脸女人威胁地说。“我会的,你要知道。我会把这里的人都喊倒。”

“这太荒谬了,”他说。“我刚才告诉过你——我只是把他挪了一小段距离,免得他把我女儿的沙堡踢倒了。这就是全部了。”

“我还告诉过你——没有别人的允许,你永远不要碰他们的孩子。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太过分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

刘禹觉得她在等自己给她道歉。但是他为什么要道歉呢?没什么好道歉的。

“很好,”他说,耸了耸肩。“如果你对此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警察呢?我没什么好隐瞒的。浪费警察时间的人是你,不是我。“

那女人怒视着他,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这个家伙摸了我姐姐的孩子!我看见他干的!他是一个变态!“然后她站在那里指着他,四下张望,好像看看谁敢站出来为刘禹辩护,或者是谁会跟她站在一起来指责这个坏蛋。

没有人站出来。操场上变得非常安静。他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看。

但奇怪的是,在他视线范围内的大多数成年人似乎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们似乎在四处张望,就好像他们失去了什么一样,而且时不时地偷偷地瞥他一眼。后来回想起来,他不知道他们是为眼前的场景感到尴尬,还是在忙着检查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离那个陌生男人和他的罪恶的手足够远了。

当时刘禹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多么想尽快离开公园。但他觉得自己又不能在不回答指控者的问题之前就离开。为了让大家都能听到,他提高了声音说:“我和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在这里。我所做的只是阻止你妹妹的孩子踢翻我女儿的沙堡。“他的心怦怦直跳,他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微微颤抖。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如果你认为这就说明我是变态的话,那你就去叫警察吧。希望你别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但是我想这里的大多数人可以自己看得出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开始朝公园外走去,示意女儿小麦和小洁跟他走。然后他转向那个女人,补充道:“我是一个比你和你妹妹更好的家长。”

在上车的路上,他意识到自己在发抖。

“爸爸,你没事吧?”女儿小麦问道。

“是的,我很好,”他撒谎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变态是什么?跟坏人一样吗?“

但他假装没听见,三人默默地走向汽车。

他们把小洁送回了她家。他不太了解小洁的妈妈,尽管他们偶尔会在学校接孩子的时候闲聊几句。他不希望她会邀请他进屋坐一坐,但她邀请了——然后女儿小麦发出了欢呼,恳求他接受邀请,这样她就可以进去看看小洁新买的好玩的仓鼠。

当他们都向房门走去时,女儿小麦宣布:“爸爸在公园里和一个女人吵了一架。“

“嗯,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辩论,”他解释道,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带任何想法。“那只是一次愚蠢的争吵,因为她的孩子撞翻了女孩们的沙堡。“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小洁的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小洁可能也会跟她说。但如何解释呢?或者,哦,顺便说一下,我在操场上被指控为变态——但别担心,你女儿在我身边很安全。他决定把话题引到别的话题上,这样比较安全,并希望这两个女孩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你去和小洁玩吧,让我们大人说一会儿话。”他对女儿小麦说。

“来吧,”小洁说。“我们去和仓鼠玩吧!”

两个女孩都跑出厨房,兴奋地笑着。

“他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好,真是太好了,”小洁的妈妈说,一边忙着泡茶一边对他微笑。“我们家小洁整天都希望找个时间约小麦一起玩。其实你也知道孩子们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朋友和像我们两家人这样和谐的家庭了。有些时候带着孩子在外面玩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家长,那可真闹心。”

她还讲了一段很长的轶事,说自己最近差点跟一位母亲打起来,因为这位母亲拒绝让自己的孩子从荡秋千上下来,这使得越来越长的队伍里的其他孩子都不能去荡秋千。

“是这些周末父母,”她说。“他们把工作日所有的育儿工作都外包给保姆和老人。所以当周末来临的时候,他们似乎认为溺爱孩子是他们天赐的权利。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都是一次带着内疚的出行和陪伴,因为他们从周一到周五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孩子。”

刘禹没有被要求详细讲述公园里发生的事情,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开始给她讲他自己关于父母过度溺爱的轶事。但他还没说完,孩子们就跑回厨房,尖叫着仓鼠逃走了。

不出所料,女儿小麦无法摆脱对养一只仓鼠做宠物的痴迷。所以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被迫想出一个又一个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有一个。他最担心的是,他们刚刚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寻找小洁的仓鼠。它最终出现在了小洁的床底下,并开始在那里为自己建一个新窝。但这总比被人指着鼻子大叫“变态”的时候要好。

他本打算在妻子杨莉回家后告诉她在公园发生的事,但结果他们又吵了一架——尽管他那天早上答应过她——他忘了去取她要干洗的衣服。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她这是因为在操场上发生的事情。但她显然没有心情给他一个同情的倾听——他告诉自己,他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她的同情。

他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餐,而妻子杨莉则监督孩子们就寝时间。

他可以听到女儿小麦告诉她仓鼠是多么优秀的宠物,以及爸爸是多么的吝啬,甚至不愿意考虑养一只。

他正在炒一些鸡肉,这时门铃响了,于是他向楼上喊妻子杨莉,问她是否可以开一下门。一两分钟后她走进厨房,看上去很着急。

“刘禹,是警察。他们想和你谈谈。他们不说是关于什么的。“

他向门口走去。有两名警察,一名穿便衣的男子和一名穿制服的女子。男人先说话。

“刘禹先生吗?”他点了点头。

“我们是警察。”他举起他的警官证。“我们想和你谈谈今天早些时候在方洲公园发生的一件意外。请你跟我们到警察局去好吗?”

“我被捕了吗?”他问道。

“不,目前还不是。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刘禹?”妻子杨莉问道。“什么‘意外’?“

他真希望他能早点告诉她这件事。但现在需要花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他叹了口气说:“这只是一个愚蠢的误会。我和另一位家长吵了一架,他们威胁说要报警。我以为那只是虚张声势,他们不会真的这么做。这完全是在浪费警察的时间。现在看来,我觉得我最好照警察说的做,这样我就能尽快把事情弄清楚。我回来之前你能照顾孩子们吗?“

她点了点头,但看上去并不是特别放心。当儿子小禾出现在楼梯顶上,问她是不是真的有个疯女人在公园里叫爸爸变态时,她看起来更不放心了。但那时已经太晚了。警车已经开走了。

“这要花多长时间?”他问道。

“很难说,长官。”开车的是穿便服的警官。“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刘禹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但当另一个穿警察制服的转向他说:“听着,谢谢你这么快就同意过来。如果人们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不管怎样,你可能已经想起来了,我们已经就今早公园里发生的一件事接到了投诉。但显然我们不能照原告说的去做。所以我们需要听听你的说法。“刘禹认为这听起来充满希望。

制服警察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我相信你知道,你有权在询问过程中请律师在场。这里有一位值班律师——不过我估计至少要一个小时左右他才有空,所以你可能得等一会儿。或者你也可以自己打电话给某人。这完全取决于你。“

刘禹犹豫了一下,想到了一位律师,这听起来不太像为了了解他的情况而进行的非正式交谈。但如果他坚持要请律师在场,不就显得他有事要隐瞒了吗?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确信,一旦他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警察就不会再继续投诉了。

“不用找律师了,就这样吧。我想我自己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你有比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更好的事情要做。“

“好吧,”制服警察高兴地说,当他们把车开进车站停车场时,“老王,你能办好手续,带刘禹先生去面谈室吗?让我们把这件事做完,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事实上,参加的人比他预料的要多。在警察局的问话开始时已经过了晚上9点。

一个女警官先起了个头。宣布了时间,日期和在场的名字,然后她接着说:“你能否确认你已经被告知在这次采访中有权请律师,但你选择了不请律师?“刘禹犹豫了。所有在警局里提到的辩护和对证据的话让他对整件事感到有点不安。

但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如果他突然放弃之前的决定,就会显得软弱和愚蠢。他们凭什么起诉他呢?这些法律警告和要求请律师帮助实际上是针对那些有事情要隐瞒的人,而不是像他这样的人。

女警官期待地看着他。

“是的,”他回答,语气很坚决,但看起来也没什么必要。

“好吧,”傍边陪审的男警官说。“如你所知,有人向我们投诉今天早上在方洲公园发生的一件事。指控是你在操场上和一个孩子发生了不正当的身体接触。你能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嗯,我和我女儿还有她的朋友小洁....在公园里。女警官插话道:“这个小洁是你经常照顾的人吗?”

“不,实际上这是她第一次和女儿小麦一起玩。”

”“好的。在面试结束时,我们可能需要你给我们小洁父母的详细信息,以防我们需要继续跟进,”她解释道,在记事本上草草写下一些东西。

他真希望他告诉了小洁妈妈在操场上发生的事。他只能希望小洁没有说任何容易被误解的话。但是这一次打断使他有点失去了淡定。他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继续说道:“好吧,嗯,我们和小洁一起去了公园,我们在堆沙堡。然后有个小男孩走过来——那时他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并且,开始踢女孩们堆起来的沙堡。所以我走到小男孩和沙堡中间,挡住他的去路。“

“我能打断你一下吗?”男警官说。“澄清一下,当时你们之间有任何身体接触吗?”

“不,一点也没有。就像我说的,我先是四处看,寻找孩子的家长,然后挡在他的路上,防止他踢到沙堡。“

男警官在他的便笺簿上写下了一些东西。“这么说,那个小男孩没有撞到你,也没有撞到你的腿?”

”没有。“

“好吧,然后发生了什么?”

“嗯,我重建了被他推倒的城堡。但他仍然在附近徘徊。他一直在摇摇摆摆地移动,就好像他在试图绕过我找到一条路以便再踢到沙堡。我才准备走开,但他又朝沙堡走过来。我的女儿说:‘爸爸,他又要把他们踢倒了。’于是我就把他抱走了。“

“你动了他?”

“是的。我,呃,把他抱起来,放在右边大约半米的地方。我很温柔。我没有伤害他什么的。我只是想转移他对沙堡的注意力。附近还有一些塑料铲和其他玩具。他拿起其中一个,开始玩。所以它起作用了,我是说,作为一种转移他注意力的方式。"

"你能确切地描述一下你是怎么把他抱起来的吗?“女警官问道。

“嗯,我把手放在他的身体两侧,像这样。“刘禹双手向前伸出,拇指向上,手掌相对。“所以如果他开始往下滑,我的手就会勾住他的腋窝,这样他就绝对安全了。但我几乎没把他抬离地面。”

“那么你到底摸了他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只是他的侧面。”

“你说的‘他的两边’,是多高?“

“嗯,我想是在他的腰部和胸部之间。”

“你能再精确一点吗?”

“嗯,也不完全准确。大概在他的腹部附近。“

“还有其他身体接触吗?”

“没有了。”

“但是在你把小男孩抬起来的过程中,你把它抬离地面了,然后又把他放在离你和你女儿玩耍的地方更远的地方?”

“是的。尽管我说过,它离地不可能超过20厘米——而且在我把它放下后,我再也没有靠近他。“

“持续了多久?”

“我不知道。不可能超过一两秒。只要把东西从这里搬到这里就行。”他一边说一边为他们做着捡东西的动作。

“你把小男孩放下来以后,他的样子怎么样?”

“很好。就像我说的,他只是开始玩其中一个塑料铲子。他似乎一点也不介意。“

“在你把他抓起来之前,”男警官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你本可以采取其他行动?”

“嗯,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是否有大人在监督他,但我没看到任何人。“

“你能仔细说一说你如何看了一下周围吗?”

“嗯,嗯,我仔细地看过整个周围。但是沙堆旁边有很多人,我担心如果我不赶快做点什么,他就会把剩下的沙堡踢倒。“

“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他住手呢?”

“嗯,我可能做过。我都不记得我有没有做过。但他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也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所以我不认为这与告诉他,让他停下来会有什么不同。“

“有些人可能会说你抱他的时候越界了,”女警官说。“你真的认为这样做合适吗?”

“你看,”刘禹气愤地说,“你是说我在这点上犯罪了吗?我所做的只是非常温柔地把孩子抱起来,然后再把他放下来——他没有受伤,只是开心地过去玩塑料铲子了。我们在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有个疯女人当着整个操场的人的面指责我是变态,说到底,这都是因为她和她姐姐不能很好地照顾他们的孩子。如果要有人抱怨的话,那应该是我。“

“冷静点,刘禹先生,”男警官说。“有人向我们提出了严重的投诉,我们有义务对此进行调查。我的同事只是在做她的工作。你可能不喜欢我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想做的就是找出发生了什么。你所面对的可能是刑事犯罪。很明显,有各种各样的猥亵儿童罪都可能被犯下……”

“哦,别扯了。难道你真的相信那个傻逼说的,我会是猥亵儿童的变态。“

男警官举起双手,示意刘禹冷静下来。“我不能对此发表评论,刘禹先生。但我注意到,根据你的描述,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所以如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但你的行为——正如你刚才向我们描述的那样——仍有可能构成侵犯。”

“侵犯?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我从未使用过任何暴力。这太荒谬了。”

“刘禹先生,普通的侵犯并不一定要涉及暴力。可能是任何形式的非法身体接触。严格地说,这甚至不需要实际接触——我们只需要证明受害者害怕对他们施加的侵犯是非自愿的。”

刘禹生气地摇了摇头。“有没有人说这个孩子因为我做的事而不高兴?因为我看他一点都不难过。他很好。他只是开始玩一把塑料铲子,然后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是说,你有没有询问过其他在操场上的人看看他们看到了什么?“

两个警官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我猜你们一定也认为我会虐待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刘禹激烈地继续道。“但如果你花点时间去问任何一个当时在公园里的人,你就会发现我花了大约半个小时帮助他们建造沙堡,监督他们,通常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家长该做的。但这些似乎都对我不利。我是说,你们看,我真的符合典型的猥亵儿童的变态的样子吗?这真是浪费时间。“

男警官似乎对最后这句话很生气。他靠在椅背上,说话时语气明显比之前更尖锐:“刘禹先生,我曾多次坐在这样的房间里,跟像你这样的人交谈过——他们看起来婚姻幸福,有自己的孩子。从表面上看,他们不像是那种会虐待儿童的人。如果我是那种只看外表的人,我很可能会放他们走。但其中一些人最终被关进了监狱。我不是说仅仅因为那些人被判有罪,你就一定也是个猥亵儿童的变态。我想说的是,我们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当我们收到这种性质的投诉时,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查。我们不能只是说‘哦,他看起来是个体面的人,所以我们就忽略它。’”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温和地补充道:“我们只是想弄清今天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才需要听听你的说法。现在,你为何不告诉我们在抱过孩子的事发生后发生了什么。“

刘禹对男警官的指责感到既受了教训,又感到不安。也许他不应该对他们那么咄咄逼人。但他们指控他是一个猥亵儿童的变态,而且他们似乎对任何可能支持这一指控的东西都比任何相反的证据更感兴趣。

他略带犹豫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公园里被那名女子指控的。

他担心他那不确定的语气会使大家更加怀疑他。但令他欣慰的是,他们接受了他的大部分讲话,没有打断多少。他们似乎对他和那女人的愤怒的争吵不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他如何抱起小男孩的细枝末节。

“我不明白的是,”他讲完后又说,“她为什么等了那么久。至少过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她才走近我。我坐下来看了一会儿手机,然后走到攀爬架上看我女儿。如果她和她姐姐这么激动,为什么之前没人说出来?孩子的妈妈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她甚至都没看我们一眼。她似乎只是凝视着远方。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有点奇怪。”

说完这句话,男警官和女警官互相看了一眼,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一定说了什么有意义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他了。

最后,男警官说:“好吧,谢谢你能来,刘禹先生。“他看了看表。”这场问话于晚上10点02分结束。“

“现在还要干什么?”刘禹问。

“如果有关于这个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会再联系你的。但是,现在,你可以走了。“说完,

男警官把他送了出去。

他最后回到家时,已经过了十一点多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整个情况的不公正越来越恼火,他相信妻子杨莉会和他一样感到愤怒。于是他蹦蹦跳跳地上了楼梯,来到他们的卧室,打算把整件事都告诉她,不料她已经睡熟了。他在门口徘徊,考虑着要不要叫醒她。

他被剥夺了讲述所发生的事情的机会,感到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但她显然是想等他回来——床头灯还亮着,一本书摊开在她身边。她躺在那儿显得那么安详,长长的棕色头发披散在脸上,他也就不会生她的气了。

此外,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减轻自己的负担。他轻轻地回到楼下,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打字:

为什么女性触摸别人的孩子是可以的,但如果男性这么做,他就有可能被贴上猥亵儿童的变态的标签?今天早上,我带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去公园。操场上有一个沙坑,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建造沙堡。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走过来,开始把它们踢倒。我叫他停下来,但他还是继续踢下去。我没看到有人监督他。我不想对他大吼大叫,也不想做任何伤害他的事。为了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我轻轻地把他抱起来,移到一边。我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就这么做过,当我看出我的孩子在惹恼其他的孩子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做通常比试图用理性或生气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个方法奏效了——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拿起了一个放在周围的塑料铲子,朝相反的方向走了。他似乎对刚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毫不在意。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被一个自称是孩子母亲妹妹的女人以猥亵儿童的变态公开指责——声音非常响亮。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位母亲自己都不愿意和我说话——事实上,她似乎对发生的一切完全不感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妹妹等了二十分钟才责备我。在那段时间里,我离她的侄子很远。我解释说,我只是把他轻轻地挪到一边,我不明白这怎么就说明我是猥亵儿童的变态了。然后我们离开了公园。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但我想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毕竟,那个女人刚刚在满是人的操场上叫我猥亵儿童的变态。她还想要做出什么更大的羞辱呢?

那天晚上,警察来拜访我。他们收到了投诉,说我“与孩子进行了不适当的身体接触”。由于不想显得不合作,我同意陪他们去警察局,希望这只是个误会,很快就能解决。一开始,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只是想进行一次舒适、非正式的聊天,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鼓励我去咨询律师——他们告诉我,这只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如果我想尽快把这件事弄清楚,最好不要让律师介入。但这次“惬意的交谈”最终变成了一场在谨慎之下进行的完整的犯罪式采访。我被要求详细解释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生的事情,并为自己的猥亵儿童的指控辩护——而我所做的只是把一个小孩向右移动了大约半米。身体接触肯定不会超过几秒钟。然而,他们告诉我,我可能会犯下一系列罪行。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面临刑事指控。幸运的是,我有机会进入一个公共论坛——为自己辩护。但我很想知道这一个故事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启示。我们是否已经如此痴迷于媒体对猥亵儿童的变态歇斯底里的报道,以至于我们几乎把一个男人和别人的孩子之间的任何身体接触都视为潜在的犯罪行为?比起调查关于沙堡的游乐场纠纷,警察肯定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吧?也许他们应该从抓一些真正的犯罪开始。

现在他只需要一个标题。

他总是觉得这是最困难的部分,《恋童癖癔症:新麦卡锡主义》怎么样?或者《对恋童癖者的政治迫害——很快就会来到你附近的游乐场》,后面一个有点长。

然后他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妻子杨莉进来了,揉着眼睛,打着哈欠。

“对不起,老刘,”她说。“我努力保持清醒,但还是睡着了。你还好吗?”

他把笔记本电脑推到一边,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一切。她设法从女儿小麦那里得到了关于公园里发生的事情的有点含糊不清的描述,所以她已经对早上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些想法。

“我回家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她问道。

他摇了摇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看上去并没有被说服。“是因为我们因为干洗的事吵了一架,是吗?你看,我很抱歉,我今天工作不顺心,我不应该那样对你。“

“你没必要知道这些麻烦事,”他说。但她似乎站在他一边,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那么你认为警察会追究对你的控告吗?”她问道。

他再一次摇了摇头,解释说那次面试并不是什么让人安心的经历。妻子杨莉似乎也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整件事是一种过激的反应,但她对他拒绝律师的行为感到恼火。

“你自己仔细想一下,你有两个孩子。如果他们没有释放你,我们会怎么做?”

他解释说,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有什么要隐瞒的。妻子杨莉认为他还是应该找律师谈谈,但他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把它写下来之后,他对自己的立场的总体正当性越来越有信心了。

“不要过于担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应付的能力。我要在我的专栏里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

他指了指笔记本电脑,那篇未完成的文章还在屏幕上。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先等这事平息下来不是更好吗?“

“不可能,”他坚定地说。“我对此有强烈的感受。人们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到处指责别人是猥亵儿童,这是不对的。不管怎样,我不知道有什么风险——文章里没有我没有告诉警察的东西。我说过了,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嗯,好吧。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再等几天,其实,跟律师谈又有什么坏处呢?至少这样你就知道自己的处境了,而且这是合法的。“

“我就是不明白和律师谈会有什么帮助。我得把我的想法重新说出来。一旦我这么做了,如果警方继续投诉,这些想法会显得相当不理智。但这不仅仅是我的事。任何带孩子去游乐场的父亲都有这种反应过度的危险。总得有人表明立场告诉大家对孩子的保护已经失控了。“

她不再站在他这一边,他感到很恼火。这很典型,他想。她从未真正支持过他和他所从事的写作——现在她又想出了一些不发表的假理由。难道她看不出这篇文章很重要吗?除此之外,他很有信心很多家媒体的特稿编辑会对这篇文章感到满意。他要让自己供职的网站撤下他这周写的专栏,代之以这篇文章。也许这正是他提升形象所需要的东西。毫无疑问,妻子杨莉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她真的希望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照顾孩子上。但如果他只做那件事,不做别的,他会发疯的。所以他不会让步。

“你知道我认为为什么那个女人要控告我吗?”他继续说道。“我想这是因为她能看到我和女儿小麦和小洁在一起玩,而我在照顾孩子方面比她和她姐姐做得好得多。看了我二十分钟左右,她再也受不了了。然后她就指责我是猥亵儿童的变态,这样她就会感觉好一点。”

妻子杨莉举起双手做了一个假装投降的手势。“好,好。我现在不想为这件事大吵一架。你是一个好爸爸。孩子们很幸运。“

她走过来,搂住了他。“这些我们都知道的。好了,上床睡觉吧?这样的一天,你一定累坏了。“

“我马上就来,”他说着,从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我只是想把它写完,然后用电子邮件发给编辑。”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特稿编辑真的很喜欢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所以她建议把它作为网站上特稿部分的主要文章,而不是用它来取代他通常的专栏。她想让他稍微扩展一下,并要求他做一些额外的改变——但他现在已经很习惯了。他不得不等了几个小时,因为她正在参加一个编辑会议,要求把他的文章移到前面。接下去一封电子邮件及时地发过来,确认将在网站上以及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当天早些时候,他们甚至派了一名摄影师在事故发生地的操场上给他拍了张照片。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当他们去拍照时,并没有看到指控他的人的踪影。

与此同时,他再也没有从警方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给他们打电话,看看他们是否还在调查那宗投诉。但这可能需要他改变自己所写的内容——他觉得如果没有结果的迹象,这将更有吸引力。这迫使读者参与讨论他自己对于是否会提出任何指控的不确定性。

文章第二天发表了。等到妻子杨莉到家的时候,他已经收到了特稿编辑的电子邮件,告诉他在过去的一天里,网站版关于他这篇文章的评论是如何比报纸上其他任何一篇文章都多的。尽管有一些人觉得他太“亲力亲为”(可以这么说),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无论是投诉还是警方的调查都完全是反应过度。刘禹觉得自己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妻子杨莉把孩子们哄上床后下楼,他向她宣读了一些评论。

“这对我的专栏很有帮助,”他补充说。“他们说网站版本的点击率是平时的几十倍。这也可能有助于我那本新书的销售。“

“很好,”她回答,有点疲倦。他希望她听起来能为他高兴一点。但她可能只是累了——考虑到事发当晚他们俩都很晚才睡,这并不奇怪。

在那之后的一天,这个故事已经被许多其他报纸和网站转载。他的编辑更高兴了。她似乎很喜欢做一次有震动性的报道,而不是委托一些没有价值的、关于家庭破裂或靠救济金生存的困难的文章。刘禹同时也收到了不少采访请求,包括邀请他在电台电话采访节目中讨论此事。他正在想办法把这些采访安排在他照顾孩子的时间表以外,这时电话响了。

“你好,”另一端传来一个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我是老乔,家庭事务部的记者。我想我们在去年的公司年会上见过。“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刘禹说,尽管他不能很清楚地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

“公司编辑部让我给你打电话。我们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这件事似乎要在一些小报上曝光了。我不能说太久,但我们觉得应该告诉你。”老乔的声音似乎很低,好像担心会被人听到。

“好吧。嗯,你说吧。”

“看起来有人已经找到了那个被你抱走小孩的女人。她叫陈诚霞。你有什么印象吗?“

“不,完全没有。”刘禹说,真的很困惑。

“啊!”老乔说。"陈诚霞的女儿四年前被绑架并杀害,当时她大约一岁半。当时有很多报道,尤其是在小报上。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凶手,对于警方是否搞砸了最初的调查也有很多争议。家人对此很不高兴。这可能就是警察让你为难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想被指责不认真对待投诉。总之,至少有一家小报打算在头版报道陈诚霞对你昨天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多生气。‘粗鲁的’和‘没有同情心的’都可以用来形容你的这种行为。她要求我们道歉,也要求你道歉。“

刘禹觉得不舒服。

“但我并不知道她是谁,”他说。“绝对不知道。不管怎样,这也不能证明她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我是说,我对她女儿的事感到很抱歉,她的遭遇太可怕了,但这并没有给她权利指责任何接近她儿子的男人是一个猥亵儿童的变态。“

“是的,”老乔同情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但问题是,跟我们竞争的媒体能从这件事情身上闻到血腥味。他们认为一旦所有人都知道是被你指责的那个女人是陈诚霞,就会有一股真正的反对力量来反对你和这篇文章,甚至是我们整个公司。那些小媒体肯定很想看到,因为他们恨死我们了。公司的管理层真的很紧张。他们正在开会讨论这件事,请了律师什么的。他们对你的特稿编辑严加盘问,可怜的姑娘。所以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常言道,提前做些准备总好过临时抱佛脚。”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刘禹说,尽管他怎么也看不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回避行动才有用。

“我猜警察对你的文章也不太满意,”老乔继续说。“很有可能是他们向一两家小媒体爆料了她的身份,否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到她。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了。“

“哦,最后一件事——这些都不是我说的。我们都接到了严格的命令,未经管理层批准不得与你谈话。但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警告你可能会有一场大风暴向你袭来,这是公平的。听着,我得走了。祝你好运,哥们。”

不出几个小时,这事就上了新闻。

新闻报道都是关于他是如何匆忙做出判断的,并表现出他对一位悲伤的母亲的巨大损失无动于衷。

在电视新闻中,他看到她的妹妹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感到十分震惊。

她解释了陈诚霞是如何被他的文章击垮的,以及整个事件是如何把她女儿失踪的恐惧带回来的。与此同时,陈诚霞自己什么也没说。她只是茫然地盯着中间的距离,显然没有注意到周围一群争抢最佳位置的摄影师和记者。

事实上,在整个事件中,她从未公开说过一句话。其他人总是替她说话——先是她的妹妹,后来是一位专业的公关经理人,她被请来负责谈判哪家媒体将获得《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故事》的独家版权。当那篇文章最终发表时,有人引用陈诚霞的话说,她希望公众会鼓励人们拿出有关她女儿被谋杀的新证据。但她拒绝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都保持沉默。她看上去是那么心不在焉,他有时怀疑她是否真的知道或关心这附近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事实证明,站在她的妹妹或她们的公关身边时,她那面无表情的形象,比她可能说的任何话都更能表达她的失落感和脆弱感。

正如老乔所预料的那样,敌对的媒体开始大肆渲染这件事,津津乐道于更早的儿童绑架、新的猥亵儿童的指控和他所供职的媒体的尴尬局面。甚至在报纸新闻,有一页的自以为是的评论关于如何刘禹未能遵守基本的新闻标准不调查陈诚霞的过去和他的行为如何在公园里对这位母亲造成了伤害,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使用诽谤的语法来拼出一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来控诉刘禹。他还被指责在匆忙出版之前没有与警方联系,也没有意识到调查这种性质的投诉是多么困难和微妙的工作。

然而,更糟糕的是普通民众的反应。一份网上请愿书已经开始呼吁媒体公司解雇他——但与社交媒体上关于应该对他进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处理方式相比,这已经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报复。

事件曝光后的第二天,他被请到公司编辑部办公室进行汇报。管理层希望他道歉,以便平息此事,但他拒绝了,坚称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并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原则受到了威胁。最终,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确定了一种不包含“抱歉”或“道歉”的措辞,但表达了对陈诚霞的损失的悲痛,以及对刘禹的不负责任文章的遗憾。

当天晚上,他在该报办公室外短暂露面,宣读了声明。随后,表情严肃的编辑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得多的声明。他解释说,调查正在进行中,对于没有遵守新闻调查标准的情况,他个人将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刘禹都拒绝回答聚集在那里的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然后匆匆回到屋里。

刘禹从后门溜了出来,打的回家了。妻子杨莉已经警告过他,他们住的地方已经被记者包围了,所以他要求在几条街外下车。

他绕到后面,爬过隔壁邻居的篱笆,进入他们的花园,然后从后门进去。

很晚了,他以为妻子杨莉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前屋的灯还亮着。

他走进去,发现妻子杨莉正趴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她看见他时显得很尴尬,赶紧把电脑合了起来,这样他就看不见了。

“你是怎么躲过那些记者的?”她问道。

“爬到后面去。”他嘟囔着。她在他的电脑上看了什么?

“今天怎么样?”她问道。

“可怕。”他忧郁地说。“我真希望我从没写过那篇该死的文章。“

“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你的声明。”

他耸耸肩。“他们想让我低声下气地道歉。他们说这将会是整个事件的底线,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我做不到。我们为此争论了好几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你不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吗?”她问道。

“嗯,谢谢你的建议。“

“别这样,刘禹。你不知道今天有这么多记者在外面晃悠是什么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受不了了。这对孩子们也不公平。“

“你拿我的笔记本电脑干什么?”

“哦,嗯,我的电脑出了点问题,需要在网上查一下。”

他不太相信,走过去把屏幕推开。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她在他的网络浏览器上查看了“历史”页面。

“这太棒了,是不是?”他说。“所以你现在也认为我是一个猥亵儿童的变态。”

“喂,对不起,”她赶快说,显得很窘迫。“我不该那么做的——那是我的错,我为自己这样想而感到羞愧。只是——嗯,当你在新闻上看到这些东西时,你很难忽视它。然后当我今晚查看我的电子邮件时,看到了很多仇恨邮件。其中一个还附带了大量的图像文件。都是孩子们被人做了恶心的事的照片。这封邮件是这样写的:‘这是你丈夫真正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从哪学来的?’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我必须确认——我必须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你怎么能相信我可能是个猥亵儿童的变态呢?我是说,你怎么能这样?“

“瞧,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你还想让我说什么,老刘?“

他摇了摇头。“这证明了我不道歉是对的。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怀疑猥亵儿童的变态潜伏在每个角落,在所有人当中,你可能会成为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受害者——好吧,这说明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多么重要。“

妻子杨莉没有回答。“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支持,”他急切地补充道。

“哦,刘禹,你为什么要把一切弄到现在这个境遇呢?我当然不相信你是猥亵儿童的变态。好了,我说完了。我也承认我不该在你的笔记本上翻找。但这已经不仅仅是你的事了。我们得谈谈我们该怎么处理外面这些记者以及这件事对孩子们的影响。“

他低头看了看笔记本电脑,然后又回头看着妻子杨莉。

“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支持过我的写作,是吗?”他说。

她叹了口气。“哦,就是因为这个吗?我承认我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我理解你为什么想在你的生活中做点什么除了照顾孩子——我真的理解。只是——算了,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现实吧,刘禹!要我给你解释清楚吗?拉开窗帘,你自己从这该死的窗户往外看。“

“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妻子不认为我是一个猥亵儿童的变态,并且支持我所做的。”

“好的,老刘,你要我再说多少遍啊?我不相信你是那种人,我为我的所作所为道歉。但我告诉过你不要写那篇文章,不是吗?现在我们的房子被记者包围了。所以如果你想跟我关于的是不是外面说的那种人而大吵一架,那随你便。但我不会理你的。因为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我们的家庭恢复正常。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和孩子们,怎么从现在的局面里面走出来才是你的首要任务。“

他低下头,用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不知道说什么好。妻子杨莉瞪着他,脸上的表情介于绝望和厌恶之间。

第二天早上,他被孩子们戳他的脸吵醒了。

“再见,爸爸,”女儿小麦说。

“你说‘再见’是什么意思?“他睡眼惺忪地说。“你要去哪儿?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

“妈妈要带我们去奶奶家,”儿子小禾解释说。

“好吧,我明白了。”

“你为什么睡在沙发上?”女儿小麦问道。“你连睡衣都没换。“

他没有理会她的问题,就掀开羽绒被去找妻子杨莉。她在走廊里等着。

“我想请你帮我把它们放进车里,”她指着门边排成一排的袋子说。“但我认为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你最好待在这里,别让人看见。“

他从楼上一扇窗户的窗帘后面往外看,看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挣扎着穿过一群记者,爬进汽车开走了。

现在,四天后,他穿着内裤坐在餐桌旁,考虑是否要给妻子杨莉打电话。

他已经无数次决定不这么做了。为什么他要先打电话过去,去请求原谅?

回不回家,这当然取决于她的决定。然而,毕竟,他才是这一切的受害者。

每次他都把电话放下。

但他在那儿坐得越久,就越感到屋子里一片可怕的寂静。

没有了孩子,我感觉多么空虚啊。

他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陈诚霞看起来那么迷茫。

他拿起电话。

玙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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