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他者ldquo二周失和rdq

二

　　无论是“经济纠纷”还是“性的过失”，“二周失和”都与羽太信子难脱干系，甚至是“兄弟睨于墙”的关键所在，羽太信子作为一个无言的他者，矗立于二者之间，从此兄弟相隔霄汉。大概是心有灵犀，与“兄弟失和”事件相关的两篇文章：《〈俟堂专文杂集〉后记》、《抱犊谷通信》，被鲁迅、周作人分别编织为“劫后燹余”之作，然而所谓“盗劫”，归根结底，不过是“女劫”罢了。将羽太信子他者化的叙事，周氏兄弟便是始作俑者。在几乎所有后来者的想象中，“兄弟失和”的根源全然在于羽太信子的“谎言”，以及周作人的偏信，即便是看上去中正平和的看法，隐含的也是一种“红颜祸水”的“反女性”修辞：

　　这件事的内情，知者（张凤举、徐祖正等）不言，言者（许多外界人）不知。——假定是有关礼仪的，我一直认为，失误还是在周作人一面。妥善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背后之言偏于饮食，用刘伶，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偏于男女，用蔼理斯，说情动于中乃人之常情，可不计较。可是他听了夫人的话，与提携关照他几十年的、有至高成就的胞兄翻了脸。这件事制造一个时代的黑影，蒙在许多知交以及很多文化界人士的心上。30

　　而其极端者，凡羽太信子的言辞、人品、出身等，无不遭遇质疑与责难。“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31，此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女性形象。而其底层出身也成为她不择手段的根源，“她年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贫民之家,有姐妹、姐弟4人,她是老大……她上有一位年迈的祖母,其父母均无正当职业,只有妹妹福子一个人读过书,生活十分贫困。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用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刚建立不久的乐融融的大家庭戳散了,把原发誓‘永不分家’的怡怡兄弟终捣腾得分手了”32，她“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33。“生于贫民之家”、无知下女、“奴才”，是典型的卑贱者形象，其天生的邪恶是无从祛除并改造的。更糟的是，她还是一个“癔症”34患者，弄不弄就躺在地上“装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35，她的非理性甚至被上升到“疯癫”的程度，被描述为一个逾越“常态”的变态女性。“历史”再现的羽太信子是一个恶魔式的女人，这个“妇人以怨报德,心计狠毒,以谲谮之词,构成鲁迅以莫须有的暧昧,这类事是最容易栽诬人而且很难辩解的,向来是刁恶妇人的杀手锏。”36

　　以上各种叙事对于羽太信子的再现，呈现为一种强烈的暴力化倾向，她被塑造为一个具有颠覆力和否定性的邪恶“他者”。建构一个邪恶他者的目的，是试图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划下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并通过性别、阶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编织，强化男性/女性、正义/邪恶、尊贵/卑贱、正常/失常之间的区隔。能否克服羽太信子这个邪恶的他者，并维系与他者之间的区隔，就成为一个问题。能够克服这个邪恶他者，意味着能够保持主体/客体之间的区隔，从而能够明确自我的主体性。鲁迅显然是个克服者，并确立了其正面、阳刚气质的主体内涵；而周作人则一直没有克服这个“他者”，混淆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隔，于是周作人在叙事中衍变为一个他者的他者，臣服于羽太信子的“权威”之下，而他自己也成为一种阴性的、负面的存在。

　　毫不意外的，羽太信子被指证为邪恶“他者”的同时，周作人则被再现为一个惧内软弱的形象。周母鲁瑞说周作人“性格软弱”、“怕她似的”37,许寿裳说“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38，周建人也说他“意志薄弱”，“既不能明辨是非，又不能摆脱控制和掌握”，“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39。许广平也说“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40。既然周作人无法克服羽太信子这个他者，那他失信于兄长、家国便成为必然的逻辑，兄弟失和及其附逆失节于是被叙述为一个二位一体的结局：“在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经济上挥霍无度，在人品上欠佳，在性格上乖戾，而周作人惧内、无原则，从而导致兄弟失和。”41“有‘怕老婆’的毛病又怎能‘权其轻重’呢!‘权’的结果，也势必轻重颠倒，颠倒到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颠倒到‘一张床上睡着两个同样的货’,以至最后陷入汉奸的泥淖。”42

　　对怕老婆的男人的鄙弃里面散发着的是强烈的“厌女症”气息，而羽太信子的日本族裔则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厌女症”的恐惧。“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43、“陷入汉奸的泥淖”等说法不仅再次强化了女人祸水论，也凸显出羽太信子在国族上的“他者性”，有罪者不但是一个卑贱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日本女人。因由周作人附逆失节的历史过失，鲁迅的“宴之敖”者笔名所隐含的“族裔差异”内涵在后续的叙事中被进一步放大。这个日本女人“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就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44，“在羽太信子的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45，“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46。羽太信子在这些叙述中，并非是日本妇女温顺节俭的传统刻板印象,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恃强凌弱的侵占者的恶魔样态。在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以及周作人附逆所造就的历史创伤中，对“羽太信子”的形象塑造，就不能不隐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内涵。羽太信子的日本族裔强化了她的“他者性”，让“二周失和”由家事上升到了国恨的高度，对于羽太信子的他者化叙事的最为极端的情况，就是将之放到一个族裔冲突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凸现。

　　在“二周失和”及其相关叙述中，由性别差异入手，以阶级排斥、精神区隔加以强化，最终在国族冲突的历史氛围中成形，完成了对于羽太信子的“他者化”铭写。女性、癔症、底层、日本人等等，成为铭刻于羽太信子这一人物身上的“他者”烙印，这是一个卑贱的、非理性的、非我族类的女性他者，而癔症、底层、日本人等他者化要素皆影射于她的“女性本质”上。羽太信子这个他者形象，不仅深刻体现出视“女人祸水”的厌女症的根深蒂固，也体现了性别差异作为“他者化”建构的历史无意识：在父权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中，女性“在整体中是他者”，并“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47而其他诸如阶级、国族等他者化因素，往往需要通过性别差异的翻译，来强化其自然的合法性。颇为反讽的是，“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48鲁迅曾极力批判过“女人祸水论”：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汗，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并说“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49

　　鲁迅确切指出，“男性的作者”制造了女性兴亡的神话，而女性被男性所塑造，成为历史话语中的他者。但是，在“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明白的将自己命名为复仇者“宴之敖”，把“兄弟睨于墙”、自己“孑身逭遁”的责任，完全归罪于日本女人——羽太信子。这是否也是“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却忘记了其“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的主张。50其他追述“二周失和”事件的后来者，在现代妇女解放经年之后，也同样将“二周失和”、“大家庭分裂”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并以性别、阶级、国族等区隔的重复演绎，不断强化羽太信子的他者身份。按照鲁迅的说法,应也是一群“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通过将羽太信子排斥于语言象征系统之外，限禁在一个被谈论、被分析、被窥视的客体位置上，使之成为失语的沉默者来实现的。

　　“二周失和”叙事中的羽太信子，体现了作为一个客体他者的语言状况：他者不能表述自己，只能被表述。一切关于羽太信子的再现，都是抽象的形容、概括、判断，而不是倾听、记录、复制。生前身后，羽太信子的名字和行状被无数人、无数次地重复，然而却与她无关，这不是关于她的再现是否失真的问题，而是她在这些叙事中从未出现。再现行为是一种权力操弄，能够言语并再现世界的人拥有权力，并成为主体，而那些不能言语、也不能说明自己的人，则只能被表达，成为权力的对象——他者。51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他者不能言语，而是他的言语被取消、抹除、遗忘，使其成为一个“空白之页”。如是的情形，同样发生于对羽太信子的再现中，一方面，记叙者皆于无意中透露，在“二周失和”事件中，羽太信子并非没有发言；另一方面，虽然听到了她的言语，但是被认定不值一提或信口雌黄，说了也相当于没说。其实，关于“兄弟失和”及其相关事件中，羽太信子的言语行状，可见的记载有两次，其一是前文提及的鲁迅日记：

　　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

　　其二，则是章廷谦对于年6月11日的兄弟冲突的回忆：

　　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还对我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下面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草。52

　　其中只有章廷谦概括表述了羽太信子的话，但马上就予以否定，以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当然是造谣惑众。而鲁迅形容羽太信子“述其罪状”，然而捏造且未圆。中岛长文认为，羽太信子的秽语很可能是用日语讲的，章廷谦没有直接听懂。53在场的其他人，能听懂这秽语的，除周氏兄弟外，还有三人：曾经留学日本的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九，但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公开羽太信子的话。至于理由，也不外乎如是三种：因是日语，不能转述；因是秽语，不堪转述；因是谣言，不宜转述。总之要为尊者讳，不能以讹传讹。而所谓尊者，便是鲁迅而已，断乎不会是羽太信子，“谣言秽语”的断词，已经使其万劫不复了。涉事诸公，皆是谦谦君子，羽太信子的“恶言”，以“谣言秽语”之名，被轻轻湮灭，她只能在各种被表述中，成为无语的他者，并始终保持着他者应然的“沉默”。

　　“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54自周氏兄弟失和之后，几乎每个叙事者在言说羽太信子时，都无意识中分享了同一种话语策略，那就是把羽太信子表述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并不断地进行性别、阶级、国族等身份甄别，以将她的“他者性”发明为“真理”。经由这些他者化叙事，男性、高贵、中国、理性等正面/阳性气质被归之于鲁迅，而女性、卑贱、日本、失常等负面/阴性气质则叠加于羽太信子，永恒的主体位置因此属于鲁迅，“有缺陷的”他者则永远是羽太信子。周作人则因“他者”附体，最终丧失了主体意志，乃至附逆失节沦为汉奸，成为一个不堪的赎罪者。通过发明一个“沉默”的他者，似乎一切可能的疑问都有了令人“满意”的答案，譬如“鲁迅的硬骨头”、“二周的失和”，还有“周作人的附逆失节”。

结语

　　在将鲁迅神化为君临一切的菲勒斯化身的历史叙事中，羽太信子注定被贬斥为沉默的他者。但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羽太信子其实从未缄默，“空白之页”中记录着她歇斯底里式○55的言语。利用一种身体表演的无声语言，羽太信子干扰着将其压抑为他者的父权话语，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别样的女性故事。对于羽太信子的“刻板印象”的不断铭写，非但没有祛除他者的幽灵，反而屡屡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女性/他者的、难以言表的历史阉割力。驱魔/着魔的叙事于是需要不断上演，恍若周而复始的游戏。年某冬日下午，周海婴第一次踏入八道湾寓所，与羽太信子猝然相遇，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描述：

　　走进里院，但觉空荡荡的，很寂静，仅有西北角一个老妇人坐在小凳上晒太阳。老妇把章川岛招呼过去，大概是询问来者是谁。章执礼甚恭，谁知仅简单地问答了几句，忽见老妇站起来，对着我破口大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语，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像是我侵入了她的领地。章先生连忙拉我退到外院，告诉我，她就是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56

　　一切仿佛是轮回，羽太信子依然是那个“多秽语”的日本女人，而仓皇退出的周海婴则是又一个“宴之敖”者。周海婴的回忆复现了羽太信子的他者形象：一个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女人。这无疑是一次震惊体验，让周海婴在五十年之后,依然觉得“她那穷凶极恶的模样尚历历在目。”周海婴的遭际是一个寓言，表征了鲁迅、周作人研究中必然遭遇的困惑：每个试图走近周氏兄弟的人，都无法不被羽太信子的凝视所捕获，她如同一个幽灵，游荡在后人关于周氏兄弟的想象中。对羽太信子的他者化叙事，既是驱逐幽灵、维护权威的意识形态仪式，也蕴含着搬演创伤、祛除压抑的弑父冲动。他者的无法祛除，正因其作为主体的阴影/幽灵，与主体乃是二位一体，这也许便是所谓“人之子”的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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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0张中行：《周作人年谱．序》，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页。

　　28、35、38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年版。

　　32、41、42段国超：《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34关于信子的癔症，许寿裳、俞芳、周建人、周海婴等均回忆信子有一种癔症。不过，查周作人日记，除晚年直接记信子“易作”及不堪其扰外，这在钱理群先生《周作人传》及朱正先生《一个人的呐喊》中有详细的罗列，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大象出版社的《影印本周作人日记》中，并无对信子“癔病”的直接记录，根据周日记中关于全家病症的详细记录，信子“发病”、“昏晕”的记录可推测为“癔症”的发作，-年可查的日记中这样的记载有5次，没有晚年“不快”的记录。其间日记记载可见，信子与周作人彼此融洽，并无多少冲突、不堪。据“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的周作人日记，学者们推测可能是信子癔症发作，但查日记“7月15日，玛利子病，池上来诊”，玛利子是周建人之女周鞠子，17日的池上来诊应为玛利子的病，而不是信子的。中岛长文也分析说：“她若照例出现歇斯底里，也许事情会是另一种情况，但她没有发作。”

　　晚年信子“发病”频频，周作人似乎不堪其扰，颇有怨辞。然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现实的困窘、政治的压抑对于周作人一家来说，或者才是“发病频频”、不堪骚扰的源头，与兄弟失和的往事可能牵连不大。周作人自己对信子的“易作”倒是颇能理解，信子死后，日记中有：“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耳。”

　　与日记中记信子“易作”几乎同时，周作人也在《亦报》上发表了《精神病问题》（年4月26日），《歇斯底里症》（年3月18日），后文就犯歇斯底里症者多为妇人的记载，指出“最特别的是，这在女人是个别的发作，在男子则有时为集体的，发作时更是可怕”。

　　36何满子：《赶时髦并应景谈周作人》。见年7月20日《文汇报》。其《驳弗洛伊德兼福尔摩斯》，《文学自由谈》年第6期，依然充斥着厌女症的陈词滥调。

　　37俞芳：《谈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年第6期。

　　43据周建人和周海婴回忆，鲁迅和鲁老太太都有关于“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的说法，见周海婴《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和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

　　46见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年，第71页。

　　47、54（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年版，第17页；第13页。

　　48钱理群：《周作人传》，第页。

　　49、50鲁迅在《且界亭杂文.阿金》中说阿金，“不消几日，她就动摇了我三十几年来的信念和主张”——“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鲁迅全集》第6卷，第页。

　　51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21页。

　　52章廷谦年与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陈漱渝《披沙简金》。

　　53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鲁迅研究月刊》年第9期。

　　55在有些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的歇斯底里症是“以身体的痉挛、畸零、甚至自残的完全逃逸策略，抗拒被归类、被定义，狠狠地拒绝男性中心的规范和其二元对立的系统。同时她们也认为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是会演∕说的女体，常常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来表演或诉说女性的故事”。参见苏子中《从佛洛伊德的〈个案〉到西苏（Cixous）的〈画像〉──关于多拉（Dora）的二、三事》，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麦田出版社年版，第73页。

　　56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年版，第77页。

本篇来源：《文艺争鸣》，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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