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村里ldquo特殊孩子rdqu

“创办太阳村就是希望以后没有太阳村，希望孩子们都能回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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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袁磊面临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回家还是留在太阳村。他不去看在一旁哭着央求的妈妈，蹙着眉头望着窗外，“我愿意留在这儿。”

袁磊3岁来到太阳村。那年，妈妈因长期受到家暴，将丈夫杀死，被判刑8年。

像袁磊这样的“事实孤儿”，全国有50万。7月中旬，12部门首次出台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出台的专门意见，从年的1月1日起，他们将可获得政府统一发放的生活补贴、医疗救助及教育保障。

作为民间力量，开办了25年的太阳村，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创办人张淑琴坦言，希望孩子们都回归家庭。

可是袁磊不想回家了。

▲7月26日，午休后，太阳村的孩子集合准备上自习。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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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孩子”的暑假活动

徐越对妈妈的最初印象，是6岁那年去探监，那是她记事后第一次见到妈妈。

“根本就不认识，被人介绍这是妈妈。”她迟疑了，站在玻璃的这头，两个字含在口里，叫不出来。

在徐越11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出事了。忍受不了长期家暴的母亲，杀死了父亲。近20年，徐越对母亲的认知只是每年探监的几个小时，以及偶尔的电话和信件。

年3月，6岁的徐越从湖北被接到了北京太阳村，“跟太阳村去探监，能直接见到人，我们十多个小孩一起去。”

太阳村是为服刑人员照顾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机构，承担孩子18岁之前的所有开支，每年还会组织孩子探监看望父母。目前，包括北京太阳村在内，全国共有9家这样的机构。

徐越的妈妈在河北某监狱服刑，每次去探监，徐越都会和妈妈一起吃顿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每年见妈妈，每年都是新的、陌生的妈妈。会面短暂，尚未熟络，就得离开，铁闸门在身后缓缓关上，将她和妈妈隔在两个世界。

探监，是太阳村孩子们暑假的“特殊活动”。每年暑假，太阳村会与当地监狱局联系，为孩子们提供与父母见面的机会。这是在父母收监后，为数不多的会面。探监是父母的节日，利于他们在狱中改造，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填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空白。

今年夏天，太阳村的第一批孩子是去湖北探监。刚返回太阳村的上午，他们还回味着这趟短暂旅行带给他们的“余温”。

豆豆还没参加过探监，只能掰着手指头倒数，“明天就要见妈妈了。”

年圣诞节那天，豆豆妈妈张丽和同居男友（豆豆爸爸）起了冲突，争执中将男友刺死。那年，张丽19岁，肚子里怀着豆豆。

“豆豆不到一岁，他妈妈就收监了，一直是我养着。”豆豆姥爷老张告诉记者，养到4岁半养不动了，豆豆就来到了太阳村。

25年来，全国各地太阳村帮扶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超过一万六千名。12岁的盼盼也是其中一员。

7月底，盼盼也去湖北看了爸爸，临行前，太阳村志愿者方奶奶教她和姐姐做了小工艺品送给爸爸。她有一件苦恼的事，偷偷告诉了方奶奶：妈妈打电话训了她，“再打电话让我领你们、养你们，我就不和你们联系了，也不会去看你爸了。”

年，盼盼爸爸因盗窃罪入狱，家里5兄妹最大的12岁，最小的4岁。妈妈去了广东打工，80岁的奶奶一人无力抚养5个娃娃。太阳村创办人张淑琴就从山沟沟里把5兄妹接到了北京。

“有的孩子父母跑掉不管了，有的孩子目睹了父母一方杀害另一方。一个孩子爸爸长期家暴，妈妈忍无可忍把爸爸杀了，又追着孩子想跟孩子同归于尽。被妈妈追着的一幕印在了孩子的脑海，一直无法释怀。”这些年，张淑琴看了太多这样的家庭悲剧。

▲7月26日，午休时间，在太阳村农场工作的老张来看外孙豆豆。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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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村，大家都是一样的

好在，来了太阳村大家都是一样的，这里是他们的庇护所。

在这工作多年的苏老师告诉记者，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会不适应，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慢慢放下心来。

“太阳村是一个集体，大家都一样，受影响的情况也少。而且在北京上学，同学大概也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但不会说，所以不会觉得尴尬。”徐越告诉记者。

这是一种无形的默契。

初二暑假，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的徐越回到湖北老家上学，她忐忑了。“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时候，就比较羞于说这件事。我跟同学很少谈起家庭和父母，觉得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好。”

他们清楚自己的“不一样”，日常的许多个瞬间会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

去春游，食堂偶尔粗心忘记准备便当，背着瘪瘪的书包；和同学一起玩，拍照时没有手机，只能在旁边看着；填写材料，到了父母这一栏，不知如何落笔；被不知情的人，不经意间问起爸爸、妈妈，难以启齿……

“孩子们很敏感，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弱势，他们有自怨自艾的时候，也有很自豪的时候。”方奶奶说。

上学班里放学值日，太阳村孩子值日的时候第二天教室格外干净。“只有我们值班的时候，教室最干净”“换季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生病，我们不生病、不娇气”。

服刑人员子女的身份让他们从小就比普通孩子更敏感和不安，太阳村是他们抱团取暖的地方。

▲7月26日，孩子们在玩互助游戏。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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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摆脱的身份

出了太阳村，对“服刑人员子女”的身份，不少孩子仍然讳莫如深。

“小一点的孩子不在乎，到了五六年级，就慢慢有了意识。”苏老师说。这次带孩子们去襄阳探监是苏老师带的队，“坐火车的时候，一个大点的女孩就跟我说‘苏叔叔别人问起来能不能不要说是太阳村的’。因为提到太阳村大家都知道是服刑人员的子女，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年，得知从太阳村走出的两个孩子要结婚了，张淑琴特别开心，特意为女孩买了戒指。

婚礼前一天，她接到了两口子的“张奶奶，您能不能不要来我的婚礼。”张淑琴的心一下子揪起来。“因为我一出席就证明了他的身份，我只好托我女儿把戒指转交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