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三角概念癔症统合模式的一个关键
关于女性癔症起源的假设
我的主要结论是，成年后的癔症患者，当他/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一个已经冲突的早期母婴关系中，没有一个父亲在有效的行使辅助功能以帮助三角形成，或者在孩子的体验中，父亲不是这样的，因此，与母亲的分离以及由此而来的完整的分离个体化过程似乎成了一个事实上不可能完成的发展性任务。
虽然早期母婴关系的各种病理性变体也在个体癔症的心理动力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解释一个人为什么把“癔症”作为一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的特定动力方面，我不把它们看作是单独的关键因素。实际上，癔症的发生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困难的母婴关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困难，都只是构成了初始情形。因此，我在这里将把注意力放在描述那些对癔症的特定（防御性）动力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对早期母婴关系的各种变异类型不做过多论述。在治疗癔症时，直到防御性的动力被完全理解之后，才能清扫出空间来不失真的展开早期母婴间的问题情境以及相关焦虑，从而使得这些内容可被接近，进而被修通。
马勒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当父亲能够在紧张的母婴关系中提供修复和帮助时，不管怎样儿童还是能够如此这般的顺利发育。但是，如果他不能作为一个儿童可获得的三角客体，在马勒的例子中，母亲和孩子间的紧张会进一步加剧。
为了形成我的理论假说，我假定，在分离的压力下，儿童积极的尝试去唤起“遥远”的父亲的兴趣。当孩子意识到她作为一个情欲化的、吸引人的女性尤物会引起父亲的兴趣时，终究，她就找到了一个能够赢得父亲的显而易见的可能途径，而且，如果她完全用这种方式使用关系模式直到完全进入“后一个”——或者，更准确的说，另一个（cf，Stern，）——发展阶段，即，俄狄浦斯阶段，她的确能够把父亲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因此，可以说，女孩子用俄狄浦斯三角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前俄狄浦斯（早期）三角，从而达到与母亲的分离。换句话说，与父亲的性欲化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退行性防御，用于抵御早期的与妈妈在一起的危险矛盾的情境，这一情境是产生焦虑及促使行动化的真实压力的起源。
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个双重矛盾的情境，因为孩子在仍需寻求解决前俄期冲突（cf，Ferenczi，）的时候，就提前让自己介入了与父亲的俄狄浦斯本能冲突中。正如我后面将要阐述的，这会在孩子一方（也就是未来的女性癔症患者）导致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
但首先，我想更仔细的看看这个根源性的双重矛盾情境，来追踪孩子是怎么处理的，以及各种不同的防御是怎么形成的。
我已经描述了第一个防御动作，其典型特征是性欲化的，俄狄浦斯式的朝向父亲的方向，这一动作直接对抗充满矛盾和危险的依赖于母亲的关系，而且，也构成了对缺失——在某种意义上，父亲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第三方客体是缺失的——的反应。这是一种自大的防御，用于对抗无助感，觉得自己受制于某事的感觉，以及朝向妈妈的早期退行性愿望，以及起自生命头几天、几周的负性自我意象。
如果小女孩为她自己找到了这种形式的解决方法，那么，根据父亲的反应，她会发展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防御群集。如果她对他性欲化的示好再次失败，或者甚而把他也体验为一个危险的攻击者，那么，可能也不会发展出癔症。毕竟，癔症依赖于——至少是部分的——性欲化尝试的有效性。那么，小女孩就不得不寻求其他模式来解决冲突——比如，女性同性恋（cf.Schmidt-Honsberg，），或者其他的临床症状：退行性投注于与妈妈的共生形式的关系中（cf.Rohde-Dachser，）。
这个过程也可能相对还不错，令人满意：如果孩子，通过她的示好行为，真的能够唤起父亲先前没有的兴趣，并且如果父亲对孩子的回应是适度的，愉悦的。那么，父亲终究将承担起第三方客体的部分功能，尽管时间上滞后了。与母亲之间的紧张情境，一开始紧密到后来危险，就得以平复，从而强加于俄狄浦斯发展期的负担会相对温和。但是，如果父亲对小女孩的反应也是性欲化的，或者，他把自己受挫的性愿望或未解决的性冲突带入到与女儿的关系中，那么这两人间的关系将会是潜在的创伤性的，虽然程度上各不相同。本“打算”自我修复的尝试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一种创伤性的经历：原先父亲消极、冷淡、不可获得的情形，现在变成了两人的邂逅，或许还伴着最高涨的激情，这样，代际间的界限就被消除，孩子与成年人的性欲望短兵相接，体验着乱伦的体验，情感风暴也席卷而来。
小女孩原先盼望的情形现在超出了她的掌控，结果导致创伤性的体验以及强烈的内疚感，内疚感是为了抵御这种欲火焚心的充满本能的背景。尽管女孩子赢得了父亲，伴随着相关的满足感以及妄自尊大的幻想，父亲成了她俄狄浦斯式的乱伦客体，但是父亲还是没能完成他作为第三方客体的功能。女孩与母亲的俄狄浦斯竞争现在更激烈了，并且强烈的内疚感也相伴而生，因而，与母亲从一开始就问题不断的关系现在更加复杂了。在孩子的概念中作为早期力比多客体的妈妈，现在实际上无法接近了，或者不再能够接近了。
在我看来，为了赢得父亲成为第三方客体而进行的情欲化尝试最终却变成了一种对父亲的负性体验——即，对他失望——这一体验现在成了孩子心理结构的另一个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癔症人格就出现了。儿童被迫要尝试着与现在更糟糕的冲突情形达成妥协，被迫要发展出进一步的防御（典型癔症）。
在这个时候，第二个防御动作必须要开始了。性欲化的情境——以及/或者创伤性的事件——必须通过压抑的方式被驱逐出意识，因为乱伦的体验以及相应的强烈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会威胁到自体的完整性。
同时第三个防御动作也变得很有必要，因为对父亲的失望——孩子本来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寻找父亲，希望他帮助自己，但却体会到了失望——代表着理想化双亲形象的严重幻灭。这样的幻灭会导致对自身根本性地怀疑，会产生深深的焦虑：对于自己的无助，最终还是要处于母亲的控制下，被“坏客体”吞噬。因为父亲象征性的代表着三角的存在，女孩子无法放弃，所以她必须通过否认来处理对父亲的失望。父亲成了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一直被渴望，从未曾得到，也永不会得到。对他的恨意和想要报复的愿望就这样开始沉入潜意识中。另一方面，母亲的形象进一步被贬低。母亲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形象：似乎所有的事“都怪她”，都是她，总是不对女儿放手，也不交出孩子的父亲。尤其是后一个幻想，还很适合用来重新解释最初的创伤情境。实际上女性患者，即使对真实父亲的失望常常是在意识中的，也还是会，强迫性的，寻找理想化的替代父亲。
如果创伤是淹没性的，第四个防御动作就会显现。小女孩会贬低她自己的感知觉，把混乱的事件解释为她自己的体验，或者解释为某种无法理解的“发疯”，从而操纵她自己的感知觉器官，使得压抑得以实施。尽管癔症患者的思维混乱通常被看作是过度使用理想化、否认和压抑的结果，但在我看来，严重紊乱的患者的定向障碍和解离症状是源自于另一个更直接的防御：某种意义上的对自身感知觉功能的攻击。在分析中，潜意识的，或者有时是在意识中的，“我大概疯掉了，我太坏了，我的性冲动很危险，我是家里的祸害”等诸如此类的信念，常常在浮现在解译创伤场景之前，加强对感知觉的操纵。
从而导致第五个防御动作，这个动作的基础是孩子需要容纳这个难以承受的坏的自我意象。她放弃更进一步个体化的所有可能性——例如，不想长大，或者，成年癔症患者不想变老。这不仅仅反映了最初的“对分离的内疚”；所有这些防御都是为了逃避主体自身行为的责任，为了最终能够不以唯一的作恶者——为乱伦情形“负责”——身份出现。癔症患者意识中对自己的体验是“环境”的受害者，消极，无助。撤回到幼稚不成熟状态似乎是她回避这一双重内疚感的方法，但是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带着起自早年母婴关系的焦虑，重新面对这一主题，并且把她又重新推回到没有分离的状态（cf.Mentzon的“操纵自我意象”概念，；Hoffmann，；Brenman）。
这样，女性癔症患者创造了一种幻想式的俄狄浦斯情景，表面上像“正常”的俄狄浦斯冲突，但其实是各种复杂的防御动作的结果，用于隐藏并否认从父亲及母亲那里体验到的真实创伤。性欲化，压抑，否认，感知觉的改变以及自我意象修改（通过放弃个体化及撤回到幼稚不成熟状态）产生出一个不稳定的防御系统，这一系统常常处于危险中，只能中等程度的保证心理功能的运作，因为所有这些防御动作很有可能导致重回旧情形：女性癔症患者感到自己充满危险的依赖于一个过于强大的母亲，从而形成了一个神经症性循环。
在“正常”俄狄浦斯幻想——即，作为女儿，渴望理想化的父亲，毫无疑问，她从没有完全拥有他，母亲与她在竞争这样的父亲——的掩盖下，对癔症患者来说，相反的一面被隐藏了：父亲实际上曾经作为一个俄狄浦斯父亲“在那里，被拥有”，但是他令她失望，并且与母亲那令人害怕的未分离状态仍旧被隐藏在表面上与她的俄狄浦斯竞争的背后。癔症人格类型的多样性，主要反映了由主体的成长史和防御决定了的伪俄狄浦斯迷思的多样性，而并不是反映了一个人俄狄浦斯愿望的强度。虽然这种伪俄狄浦斯迷思具有保存幻想及抵御难以承受的体验的功能，但它并不能构成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来帮孩子解决分离的问题。
女性癔症患者，通过基于伪俄狄浦斯幻想的见诸行动，一遍又一遍的寻找这样的解决办法。这或许可被视为是第六个防御动作。Hoffmann称癔症是“出类拔萃的见诸行动神经症”（，p.）。在我看来，癔症患者的见诸行动表明，她需要行动，需要神经症性地尝试找到解决方案，也是迫于分离的压力，一直以来，女性癔症患都者在寻求这种分离。在通常描述的癔症性交互中，我只看见基于这种特定的父亲意象、母亲意象、自我意象的见诸行动以及上述的层层防御。女性癔症患者的确尝试着，通过诱惑、寻求注意、外显的朝向男性的性取向以及夸大的情感，吸引理想化父亲的注意到自己身上，为了把他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为了赢得他，让他成为自己与母亲冲突中的第三方伙伴。她还需要理想化的父亲为她不稳定的，未分离的自我提供支撑。如果“诱惑”成功，男人真的以性欲的感觉回应她，癔症患者常常会惊恐万分的退缩；她的反应取决于她的人格，可能是扮天真，婴儿般退行式回撤，或者突然陷入仇恨与报复中。男人会被贬低，受到惩罚，由于没能理解癔症女人的真实需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阳具崇拜”女性癔症患者，即就是在她最糟糕的恨与报复的行动化中，对理想化父亲意象的保护仍然是其潜意识的意图。癔症患者还不打算放弃对父亲意象的理想化，因为她的假性分离功能依赖于这样的理想化，还因为最终获得分离个体化的希望被投注在这个理想化上面。甚至在一些被理想化父性人物严重拒绝和伤害的女性患者那里，我也发现，这样的幻想：她们的努力终将有所收获，这个人终有一天会酬谢她们，会爱她们，只有他能够赐予她们力量，以及作为一个人的稳定完整无缺，从而自恋的伤痛才最终会被治愈。
被希望和失望驱动着，个体通常在假性俄狄浦斯式示爱和婴儿式退行之间摇摆。但既然这样既不能解决俄狄浦斯情结也不能完成分离，所以这样的摇摆就永不停歇。假如女性癔症患者想要打破这个痛苦的循环，去理解她的创伤史，进而完成分离，她必须要做的首先不是放弃她渴望的俄狄浦斯式乱伦的幻想——比如，就像Zetzel（）或者Krohn（）建议的那样——而是要痛苦的放弃理想化父亲这一防御，同时承认她对他有多么失望。只有这样才能开启哀悼之旅，消解固着——对性欲化的伪俄狄浦斯解决方案反复尝试的固着。她还不得不放弃极端敌对的俄狄浦斯式母亲意象，从而能够允许父女的关系中的创伤意识化，这样她才能最终前进到解决起自于早年母女关系的焦虑和冲突这一幕。这一回溯工作会让她能够向着个体化的方向采取自己的行动，现在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她能够塑造更加稳定的自体，她会慢慢成长，让自己能采取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真实的父母。只有这样，真正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它那具有诱惑力的诺言才能够被处理和克服（关于这一点，参见Loewald，）。
对男性癔症患者的思考对于男性癔症患者的情况，我也假定有某种危险的早期母子关系，没能成功解决分离这一发展性问题，父亲没能作为早期三角参与成员而被孩子充分的获得，所有我治疗过的男性癔症患者，都是，至少在心理层面上，只和妈妈一起生活。有些时候根本就没有父亲在身边。男孩子一开始也总是积极的尝试寻求父亲作为三角同盟。如果在这方面不够成功，或者父亲实际上不在身边，他就被迫找到自己的办法来获得与母亲的分离，这个方法一定是他自己可以做到的。对于男孩子来说，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觉，也就是说，男孩子可能试着强迫自己性欲化的朝向母亲。男孩和女孩不一样，女孩在尝试着癔症性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至少还能够带着成功赢得父亲的幻想回到母亲身边，而男孩子可以说必须要借助于他自身来启动一个权宜的三角——也就是说，他只有借助于他自己整个行为功能系统的一部分来接近客体。
与母亲的性欲化的关系——即，另一种关系模式——现在成了三角的一角，其作用要么是为了确保来自早年妈妈的情感，要么是为了消除或者平息掉这一关系中危险的方面。可以说，男性癔症患者在他性欲化、偶像化的阳具中，找到了三角化客体，替代了缺席的父亲，并且在这个客体的帮助下，他努力逃避原来看起来无望关系群集。
男性的癔症是一种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尽管异性恋的取向并没有被抛弃，但为了对付危险的原始客体，性行为的使用和修改对这一取向做了调整。在试图引诱母亲的过程中，男性癔症患者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治疗偏方有治疗白癜风的偏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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